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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体制与农民工阶层流动的内卷化 一、 “国家政权内卷化” “内卷化”最初指的是内部乐团、内部干扰、混淆和旧的东西，以及退化和复兴。 “内卷化”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 (Alexander Goldenweiser) 首先提出来的, 后经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的再运用, 使这一概念在人类学界与社会学界广为知晓, 成为一种描述社会文化发展迟缓现象的专用概念。戈登威泽的“内卷化”概念是指一种文化模式达到某种最终形态以后, 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 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 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的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 即系统在外部扩张条件受到严格约束的条件下, 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格尔茨在《农业内卷化》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中系统地运用“内卷化”这个概念, 藉以描述印尼爪哇地区农业生产过程出现一种生态稳定性、内向性、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的耕作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由于缺乏外来技术与资本, 农业劳动力增加只会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去。爪哇社会具有高度的弹性和松软的不确定性, 这种社会允许调整、吸收、采纳, 但不支持真正的变迁。由于内部的不断精致化, 使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细节被安排得十分精细和复杂。结果, 爪哇人难以通过现代化来达到经济的持久变革, 而是内卷于原来的农业生产方式, 社会文化进步缓慢。 “内卷化”理论后来还被广泛应用中国社会发展研究, 不仅仅用来解释经济发展, 而且还用来解释文化发展、政治制度与企业管理, 应用层面也越来越广泛。英国汉学家黄宗智在1985年出版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 以充分的史料提出不要把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同于向资本主义过渡。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 黄宗智进一步提出“过密性商品化”概念。他认为中国农村商品化并不是由于经营农场主的获利动机驱使, 而是人口过多对土地的压力推动的, 以密集的劳动投入为代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着强大的遏制技术进步和社会组织创新的内在阻力, 这种阻力就是内卷化机制。美国学者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提出“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的概念, “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最具有表现力, 即国家财政每增加一份, 都伴随着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 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从广泛意义来说, 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的机构的效益, 而是靠复制或扩大国家和社会体系、旧有的职能。杜赞奇承认, “政权内卷化”概念完全符合格尔茨农业内卷化的定义, 但两者都有相似之处: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 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停滞的趋势。李培林与张翼在《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中再次发展了“内卷化”的应用范围, 认为国有企业的运行逻辑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 即:一方面要追求效用和利益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又要追求福利的最大化。这种双重取向多年来迫使国有企业逐步朝着功能内卷化和人员过密化方向发展, 以至于最终陷入企业负担过重, 冗员过多, 以及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作者提出, 要改变这种状况, 国家就必须提供诸如社会保障, 劳动力市场等多种“外部替代性资源”, 使国有企业摆脱功能和人员上的包袱。从以上几个经典性的中国问题研究看来, 内卷化主要表达的含义是:因外部条件严格限制或内部机制的严格约束下, 社会经济或文化制度在发展过程出现一种惰性, 导致一种内卷性增长, 或没有发展的增长。 中国城市农民工问题也可以“内卷化”概念来描述, 其内卷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农民工制度而言, 农民工体制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复制, 国家对于农民工体制的改进只是小修小补, 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二是对农民工阶层而言, 农民工本来是市场转型时一种过渡性的身份, 但现在却出现身份逐渐凝固化的发展趋势, 在其职业劳动生涯中, 由农村流到城市务工时, 其职业流动是一种上升流动, 而由城市再回流到农村务农, 则是一种向下流动, 尽管经历城市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熏陶, 终免不了回归农业文明的命运, 新的农民工走出农村, 老的农民工回到农村, 这种独特的流动方式, 用“内卷化”描述最为恰当。本文尝试用内卷理论描述农民工问题形成的历史过程, 并进一步探讨农民工体制与农民工阶层内卷化的机制, 以及消除这种机制的对策。 二、 农民工体制的历史变迁:从“基层社会”到“居民权” 在计划经济时代, 政府利用户籍制度将全体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 并实行不同的社会身份与社会福利待遇, 形成两种利益不同的社会群体, 是为城乡利益分割制度, 它以1958年实施的《户口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为标志。当时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严格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是为僵化的二元体制。1978年以后, 以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为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