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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时期农民工的城市公民化问题是当前城市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和农村非农化进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称谓。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民工阶层内部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第二代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民工”阶层。鉴于王春光、刘传江的定义,本文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后”、“90后”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群体。 目前中国有1.5亿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60%。中共中央国务院2010年一号文件已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增强城市适应能力、加快市民化进程、增加社会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等研究[5,6,7,8,9,10,11,12]成为专家关注的问题,其中市民化为研究的焦点。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多集中在现状描述、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上,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经济学家从经济安全、资本、工业化进程等方面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行为文化逻辑、群体分化、变量及路径。政治社会学家多从制度、政治认同、文化排斥、城市性等方面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问题、挑战、障碍、最终目标及对策研究。城市地理学家集中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研究,刘传江描述了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徐建玲基于C-D函数,提出了市民化进程的定量模型。 本文从外部环境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情况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加入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接纳指标,对市民化意愿、能力进行指标细化,修正了基于C-D函数的市民化进程测算模型。通过对大连市市内四区和金州区的300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问,将问卷结果用Likert scale量表法进行量化,定量分析了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及空间分异,为市民化进程提供理论依据和可行性建议。 1 研究对象及基本情况 大连市是辽宁省副省级城市,是东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和最大的港口城市。其优美的海岸风光、最具人类适宜居住的气候特点、雄厚的工业基础、较高的城市开放程度,吸引了较多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全国各地的人才,同时也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的首选之地。目前大连市常住人口601.5万人,户籍人口561.6万人,其中外来人口39.9万人,研究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典型意义。 本文对大连市对大连市内四区和副城区(郊区)金州区五个区的300名新生代农民工发放问卷,并进行深度访问,问卷回收率93%,有效率90%,样本基本情况如下:男174人,女96人;辽宁省内74人,省外196人;初中学历及以下占53.4%,高中学历占34.8%,大专本科以上占11.8%;未婚占55.8%,已婚占44.2%;职业分布为:建筑、工厂、企业工人占39.5%,公司职员占22.1%,个体或私营老板占8.1%,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占1.8%,专门的技术人员或企业经理占9.3%,其它占19.2%;外出务工的时间3年以下占66.8%,4-6年占20.4%,7年以上占12.8%。 2 外部环境因素 徐建玲从经济学的意愿和能力出发,认为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必须具有定居城市的意愿和具有在城市生活的能力。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在城市定居下来,真正地成为城市市民,必须具备有利的外部环境和自身情况。其中外部环境包括国家的户籍、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不可控制的制度因素和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接纳情况。自身素质影响包括市民化的意愿和在城市生活能力。 2.1 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 制度环境。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从事非农职业的活动,但是不能享受同城里人平等的待遇。根据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前景与路径选择”的报告:新生代农民工还是无法同市民一样平等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资源;由于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外,脱离农村享受不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流动性强很难达到目前养老保险的年限标准;有关农民工的住房制度正在不断地调整改革,但是农民工住房未被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长期的户籍分割是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城镇职工所能享受的诸多福利。以上种种的制度影响都是基于户籍制度形成的,王竹林等将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作为影响市民化程度的核心制度,由于土地制度难以量化,本文中只考虑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蔡昉等人提出的户籍歧视指数来测算外部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其中(Wu/Wr)为本地劳动力与农民工工资比,(Wu/Wr)0为没有受歧视条件下的本地劳动力与农民工的工资比。现有制度下可市民化指数X1是指在目前国家的各项制度的影响下,农民工可市民化的水平。假设制度对市民化进程无影响为1,则现有制度下的可市民化指数,表示为X1=1-D。 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接纳情况。由于我国长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