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非与收入分配对农户户口转换的实证研究.docxVIP

农转非与收入分配对农户户口转换的实证研究 由于户外制度的原因，中国城乡的双重结构以及社会不平等一直受到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chengselden，1994）。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迁移的迅速增长,特别是从内陆农村地区流向发达的沿海城镇地区,由户籍制度这堵“无形之墙”所造成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分割和就业歧视,引起了更多的讨论。户口所代表的身份界限不仅影响农民工自身,也不可避免地通过教育机会的获得等结构性因素影响其子女的命运(LiangChen,2007)。以往的研究将农民工相对于城镇居民的不利地位直接归咎于其农业户口身份(Chan,1994;ChengSelden,1994;Chan,1996;Solinger,1999;Wang et al.,2002;Wang,2004,2005)。这种观点看似合理,却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也忽视了户口以外的移民经历、成长环境、文化融合等因素。西方大量的移民研究文献揭示,即使在没有户口分野的社会,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在新的居住地也往往处于职业市场、收入,以及心理状态上的弱势地位(Bhugra,2004;EvansKelley,1991);此外,成长环境的城乡差别也对个体成年后的生活际遇打上深深的烙印(ZhangTreiman,2012)。 要真正理解户口对农村移民的影响,我们不妨以一种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Holland,1986),即有了城市户口又怎样?城市户口对于城镇出身的居民而言是一种先赋性身份,而对于那些出身农村的人来说,却需要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即通常所说的“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简称“农转非”)。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03、2006、2008年数据,本文聚焦城市居民中的农村出身人口,研究在移民经历与成长环境相对同质化的前提下,其“农转非”过程对收入不平等可能产生的因果效应。首先,我们将不同的户口转换机制归纳成选择性“农转非”与政策性“农转非”,比较他们与出身城市的居民,以及出身农村但迁移到城市却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异。进而,我们再利用倾向分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s)方法,估计非农户口(获得非农户口倾向)对收入所带来的因果效应,以及这些因果效应如何随着就业部门和获得非农户口倾向的变化而变化(DehejiaWahba,1998,2002),从而展示人们如何获得户口的过程及其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我们发现,最近有一项类似的研究得出了与我们不同的结论(魏万青,2012)。我们将自己的研究发现与该研究的结果进行对照,藉此希望推动社会科学中的复制性研究和学术批评的发展(陈云松、吴晓刚,2012)。 一、 选择性“农转非”:从精英选择到流动人口 中国的户籍制度自1950年代建立以来,就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决定着资源和生活机会的分配,从而成为刻画中国社会结构不平等的最重要参数。通过工作单位制度(Bian,1994),国家向城市居民(非农业人口)提供一系列社会福利,而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及其子女却不被这些社会福利所覆盖,成为再分配体制下的二等公民(Chan,1994,1996;ChengSelden,1994)。正因为户口身份所代表的生活际遇的巨大差别,要实现“农转非”这一社会流动过程是非常困难的(Fan,2001;WuTreiman,2004)。①一方面,为了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国家对“农转非”实施严格的名额控制,每年的户口变动率约在1.5-2.0‰之间,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年代亦如此(陆益龙,2003:144-146)。另一方面,被中专或大专以上学校录取的学生可以转为城市户口,且这些名额并不算在国家的配额之内。实际上,“农转非”通常是通过升学或招工的渠道达成;而获得党员、干部或军人身份,虽然在制度上并不能保证获得非农户口,但却会大大增加招工、转干,进而被城市劳动部门录用而享有“农转非”的机会。 由于上述原因,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农转非”这一过程非常具有选择性——通常只有农村中能力最强的人才有机会。吴晓刚和唐启明(WuTreiman,2004)利用1996年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第一次分析了“农转非”现象,展示了这一过程的高度选择性,说明教育获得(中专和大学)和政治身份(党员和参军经历)这两个因素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后来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直到1980年代,由于城乡迁移和户口流动机会的极度稀缺性,那些基于教育程度或其他方面的优势而成功地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的人,经历了一个长距离的向上流动过程,其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获得往往要高于出身城市的一般居民。不了解由于户口制度障碍导致的这一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