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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流动农民研究的理论视角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其中占据大部分的是从乡村到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一词相信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们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成为了城市的“新移民”。庞大流动性的背后不仅仅是城乡割裂、工农二元的经济问题，更是城市发展背后的社会问题。他们是城市里的边缘群体，用血汗和努力与“城市机器”赛跑，凭着一己之力在城市中制造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在今天推介的这篇文献里，让我们一起走进外来务工人员的日常生活故事，从一个日常城市主义的视角去关注中国流动人口的问题。 Qian, J.(2021).Towards a perspective of everyday urbanism in researching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Cities.doi:10.1016/j.cities.2021.103461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的异化 “日常生活”是现代人文地理学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最为大家所熟悉的莫过于列斐伏尔所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不难想象，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将自己的劳动力转变为城市发展的生产力，其日常生活也被城市资本关系所裹挟，成为了城市的边缘群体，这就是列斐伏尔所讲的“日常生活的异化”，具体表现为“将人们自己的人性和社会需求相分离，同时也将人们将身体和自然需求相分离”，异化的目标就是加速城市资本的积累。 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生产-消费-生产”的闭环。一个“打工人”每天需要工作N个小时，投入自己的劳动力促进社会生产，而下班之后成为消费者，通过日常生活的消费去解决商品流通的问题，从而实现利润积累，促进资本循环，形成所谓“消费社会”。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直接干预了人们的“生物构成”（bio-constitution），在城市里的“衣食住行”都被商品化，甚至金融化，每个人在解决自己基础生理需求成为消费的过程，也参与到资本循环之中。为了保证以上所说的这些能够正常运行，统治阶级就需要通过城市规划与治理去规训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比如建立理性的、均质的城市规划和制度，以一种“专业知识”去管理城市生产力、监督社会生活和空间的生产。 然而，在城市日常生活之中，理性的、均质化的秩序与离散的、碎片化的空间形成了明显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城市空间成为经济增长的工具，由市场规则所决定的交换价值与人们真实需求所产生的使用价值必然存在矛盾； （2）城市空间被分解为商品化的离散单元，不同等级社会群体促使“核心-边缘”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出现； （3）城市扩张依赖于对“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的规划，政府、规划者和知识分子往往使用均质的、理性的知识作为规划的话语，这些与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却相去甚远。 当一件创意艺术品成为用货币衡量的商品，当“诗意的栖居”成为在“内卷”中寻求生存，城市的日常生活逐步被资本主义所控制，但城市空间不可能是统治阶级所期待的均质、抽象的空间，它必然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社会群体的异质性和人类日常生活体验的差异性成为了城市空间生产的“抵抗”力量。 横截逻辑与即兴城市主义 在Global South的城市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与西欧北美城市不相同的城市生产模式，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里的普通人尝试去创造生存、繁荣和社会团结的替代性空间，表现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横向参与”——并不直接抵触它，而是有选择性地与它们互动，忽视或扰乱它们，继而就会出现一些模糊化的公民身份、不明确的财产关系和意外的空间结果，这种日常生活实践往往是临时性的，存在于某个微观的“小生境”里。主要表现为： （1）空间实践违反国家制定的规划，为城市空间注入新的功能，小规模的、临时的场所重塑城市空间的功能，也逼迫着法律法规的不断修订以应对这种“叛乱”的扩散； （2）人们通过自助（self-help）生产建成环境、服务和基础设施，在国家与资本计划以外产生新的“小生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也许是不合法、不合规的权利交易； （3）模糊或无视产权制度，不同地方对产权关系都有不同的理解，如人们根据实际需要和长期居住的不同，对财产权有不同的理解，不同层次的产权关系可能被纳入基于市场的交易，但同时也扰乱了正式制度的确定性和秩序。 城市居民生活里存在着许许多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他们会不断思考和安排他们所认为最紧急、最有价值、最为重要的事情上，并且尝试使用临时性的、投机性的和实验性的实践去解决这些问题。“临时性”的城市实践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起身边的人、物质、地方、思想和关系，在不同群体及其生活方式中展开合作与交易“生活美学”。总的来说，人们通过日常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起互惠团结的非资本主义关系，影响着资本主义的运行。在中国农民工现象中，就存在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