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渤海史研究的几点思考.docx

关于渤海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我感谢孙庆昌先生邀请我参加学术研讨会。这次会开得非常好,唯一的缺憾就是学术讨论的时间仍嫌短些,这个发言就算是进一步讨论吧。我想就这么几个问题谈谈感想。 一、 关于渤海史的问题,应该有个人所得,如果没有考古资料,也不会导致、人们所取得的工作所需要研究 历史研究发展的动力是不断变化的政治、社会经济形势的需要,在这种需要之下,一向不被注意的问题,或一度被冷落的问题,都会因现实的需要而变成热点,从而发现又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通过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研究使史学研究又开拓新的领域并达到新的高度。这次会议上我们那个组的发言,比如孙玉良先生关于高句丽同日本关系的那篇文章,还有王德厚先生关于三姓贸易的文章,都使我深深感到这一点,与会同志对这两篇文章的评价都很高。 另一方面,从现在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看,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则是古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石。这是因为就当代而言,研究古代史的文献资料基本上已经不能再增加了,因此,新的考古资料几乎是唯一的扩大我们对古代历史了解的新的源泉,它不仅提供了古史研究向深广发展的可能性,而且本身也提供了古史研究向深广发展的新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黑龙江省博物馆及其前身工作过的许多前辈和我的同辈,还有弟弟妹妹们,在70年当中积累起来的丰富而珍贵的考古资料,是东北古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得以发展的基石之一。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没有近70年当中渤海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即使现在已经有象《渤海国志长编》这样的书,使我们可以方便地利用文献史料,而且近来对日本、朝鲜方向的有关渤海文献史料也作了进一步的发掘,虽然有这样的条件,如果没有考古资料,渤海史的研究是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也就不可能有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一些对渤海史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很有价值的文章。再举个具体例子:象渤海王族究竟是高丽别种还是南下的靺鞨,这个问题如果只是凭文献,可以因不同的政治需要,对这些片断的记载各取所需,永远也争论不完。只有在渤海王族墓葬当中,获得了完好的颅骨资料以后,才可以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客观的科学依据。当然单有这样的资料也还不行,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确知是靺鞨墓当中的颅骨资料,还要有相当数量的确知是高句丽墓当中的颅骨资料,然后作比较研究。这样,我们才能够确定渤海的王族在人种上,究竟是属于靺鞨族还是属于高句丽族,而且还可以确定文献当中所谓的“高丽别种”究竟是因为一部分靺鞨曾经臣服过高句丽,所以被叫作高丽别种,还是因为,也有个可能就是,高句丽和渤海本来在人种上是一个起源。假如真是一个起源,到底哪个说法对,或两个说法都对,也还要争论,还要在考古上再发现新资料才能解决。 我觉得考古资料对于当前史学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从事考古资料的发现、收集、整理的同志,我们所有史学界的同志们应该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当然考古资料的发现不能光限于考古发掘,建国初期的考古发掘作的比较少,后来考古发掘被提高到非常重要的地位。有不少在文物考古部门的同志,特别象我们吉林大学毕业的学生,一听说分配到的地方没有发掘权,就说,不能发掘,这下完了。其实,一个时候一个风就把别的给盖掉了。完全靠发掘来获得考古资料还是非常有限的。国家文物局一年给多少万,到底能挖多少呢,几十万也就挖几千平方米。我这次到黑龙江来,听说杨志军同志正领着搞一个大面积的古城调查与实测,这不是发掘,但这有一种发掘所不能代替的资料意义。如先搞一个地区,然后扩大到全省,工程也是非常大的。钱当然不会象发掘时用的那么多,但是所获的资料,对于全面了解黑龙江古代史,其意义是发掘所不能代替的。假如说一个人不能做这么大规模的工作,那征集工作中所得的考古资料同样是非常珍贵的。这次会议上李桂芹同志提交了一篇《从振武将军章看西汉末年汉与北方民族的关系》的文章,这个振武将军章就是在调查当中发现的,而且这件东西现在还没有收到黑龙江省博物馆,但在调查当中就注意到这样重要的资料,而且把它记录下来,就变成一项很重要的考古资料,它可以跟历史记载上的王莽派人打匈奴的事情完全可以印证了。所以,收集资料就目前来说,应采取更加多种的手段,而且在手段上还应采取更新的办法。比如黑龙江省在调查古城时利用了航拍的资料,我看在全国还是走在前面了。还有勘探时用了地磁的方法,取得了成果。象这样才能使我们收集考古资料的能力更增强。另外,已经发掘出来的资料,需要经过再加工,从里边再去发掘信息。这次会上王承海同志那篇文章,我觉得就很有新意,他对东康早期铁器时代发掘出来的石斧、石锛进行质地的研究,我粗粗一看,就学到一个以前我不知道的事。本来我就只知道石斧和石锛是从形态上分的。王承海同志研究的这批材料,表明石锛和石斧的质料有差别,石斧好象硬度并不象石锛那么大,质地也不象它那么细。石锛则用比较细致的材料,能够磨出非常好的刃。我过去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