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部民族史诗电影《赛协德巴莱》评析.docx

台湾部民族史诗电影《赛协德巴莱》评析 一、 电影《赛转变》与历史重构 “雾社事件”是台湾在日本时代发生的一场冲突。发生在当地与日本警察之间的冲突中。事件缘起于日警对原住民的肆意侮辱, 进而引发大规模暴动, 雾社地区的日本人被集体诛杀。事件扩大后, 驻台日军出动三千人前往赛德克族部落聚居地马赫坡等残酷镇压, 甚至动用了糜烂性毒气等极其恶毒的手段。赛德克人虽然殊死抵抗, 但由于双方力量悬殊, 再加上部落内部的“反水”, 最终使得赛德克族几近灭族。这一历史事件此前已经数次通过影像的方式予以回顾和呈现, 最近则更是凭着台湾导演魏德圣长达近五个小时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保罗·康纳顿 (Paul Connerton) 指出, 历史重构的实践可以在主要方面从社会群体的记忆获得指导性动力, 也可以显著性地塑造他们的记忆。在雾社事件之后, 日方的事件亲历者江川博道就写作了《雾社血樱》一书, 对这一事件进行描述;而此后的台湾作家如钟肇政更是以《马赫坡风云》、《川中岛》、《战火》三部曲试图历史性描绘“雾社事件”参与者及其后代的命运起伏。但是, 这些写作者都是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进行资料处理的, 前者作为事件参与者诉诸于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 而后者则应是介于演义与历史之间的文学想象。而一个相关的后果是, 赛德克族人几近灭绝, 在整个历史重构的过程中已然没有他们的声音, 因此, 康纳顿所言的历史重构实践获得指导性动力就很有限, 反倒是对族群记忆的塑造作用非常突出。甚至在更广泛的意义上, 它已经演变成一种拓展到整个社会的认知, 撇开日本方面不论, 在台湾社会, 一系列的纪念仪式、碑文、影像等通过不断地“操演”已经成为公众普遍接受的记忆。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魏德圣试图重现这段历史,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电影来达到台湾历史的和解”。从电影本身来看, 《赛德克·巴莱》已经成功超越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冲突这样的二元叙事框架, 注重从族群内部来叙述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只是, 问题随之而来:魏德圣的努力实现了吗?或者换句话说, 魏德圣所重建的叙述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赛德克族的历史记忆, 而不是又一次地量身定制? 二、 诉讼记忆与“族群记忆” 按王甫昌先生的解释, “族群” (ethnic group) 这一概念指的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 或者是共同的祖先, 共同的文化或语言, 而自认为、或者是被其他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群的一群人”。从这一解释可以看出, 族群的存在既包含着客观实在的共性, 又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对于自身归属于一个特定社群的想象, 就是一种族群意识, 而很显然地, 这种族群意识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记忆逐步形成的。历时性的共同体想象通过一系列外化形式予以稳固、累积, 便构成了特定族群的“族群记忆”。 就雾社事件而言, 在台湾历史教科书上只有区区两行字的记叙, “在1930年, 台湾高山族爆发了对日抗战的雾社事件, 首领叫做莫那·鲁道”。尽管只有两行字, 可是其中的定性已经非常明确:对日抗战。无疑地, 将雾社事件统摄到抗日的主流叙述中, 与整个台湾社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步调是一致的。特别是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到台湾以后, 面临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就是对台湾原住民的安抚并获得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总体而言, 国民党的策略是失败的, 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最突出的应该是国民党实施的族群分化政策带有极为突出的歧视色彩。1但具体事件需具体分析, 譬如在对雾社事件历史叙述的处理上, 应该说就很好地服务了国民党统治的需求, 即很好地形塑了原住民乃至全台湾对这一事件的“族群记忆”。 先简略看看国民党治下对雾社事件的一系列举措: 1953年, 国民党政府就建立了纪念碑 (褒义坊) , 上题“碧血英风”;雾社重建为“大同村”, 建有多处历史遗迹供人凭吊;起事领导人莫那·鲁道的骸骨几经周折被迎回台湾南投 (即当年雾社所在地) 安葬;2001年, 台湾“中央银行”发行以莫那·鲁道为肖像的硬币以兹纪念, 面额为20元;2004年, 台湾公共电视台制作了电视系列剧《风中绯樱》, 在寻找后人的过程中叙述雾社故事。可以这么说, “雾社事件”在很长时间里都在国民党政治话语体系里存在, 并反过来支配了人们对事件的历史认知和记忆。其手段就是上述这一系列的“仪式”。 黑格尔说过, 历史同时是一种发生和对这种发生的叙述。另一位德国人扬·阿斯曼则称“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 通过对它们的‘呵护’, 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和传达着自己的自我形象, 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 主要 (但不仅仅) 涉及过去的知识, 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2对照之下, 我们可以看出, 雾社事件首先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发生”, 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