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歌词艺术系统的主要活动.docx

宋代歌词艺术系统的主要活动 在现代文艺中，文学并不是指文学作品，而是指由许多因素组成的系统。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 提出了文学系统的标准模型, 该模型由“作家-作品-读者-世界”四者组成, 得到了普遍认可, 后来刘若愚将其稍加改造用于讨论中国文学。作为以音乐文学形态存在和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宋代歌词, 兼跨音乐和诗歌这两个艺术门类, 包括了创作、表演、观赏等多个环节, 因而它所形成的艺术系统远比普通文学系统要复杂得多, 本文试图勾勒出该系统的简单轮廓。 一 乐工、乐器与词体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承担者, 任何社会行为总要依靠人来完成。社会行为越是复杂, 所涉及的成员就可能越多。宋代歌词艺术系统中所涵盖的行为主体包括以下六类:乐工、词人、歌女、听众、书商、读者。 工具是人类理性的沉淀, 它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塑造了人类自身, 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艺术生产中, 人们使用艺术工具来组织艺术语言, 处理艺术素材。宋代歌词艺术系统中行为主体所使用的艺术工具如下:乐器、毛笔、歌喉、雕板。 艺术产品是艺术活动的产物, 是将人类的情感和精神借助艺术语言凝结于固化的物质形态当中。宋代歌词艺术系统中生产出了以下四种艺术产品:乐曲、歌词、歌声、词籍。 可以认为宋代歌词艺术系统包含了以上14个要素, 其活动分为制曲、填词、歌唱、传播、接受五个方面。下面依照上述六类行为主体的先后顺序, 联系与其相关的艺术工具和产品, 依次分别加以论述。 乐工指乐曲的制定者和演奏者。宋词得以产生的前提是音乐, 更为准确的说法是用于演唱的乐曲也即词调。宋代词人中虽然也不乏像柳永、周邦彦那样精通音律、能够自己创制曲调者, 但毕竟为数不多, 乃至于南宋的杨缵感叹“自古作词, 能依句者已少, 依谱用字者百无一二”。曲调的创制主要还是依赖于乐工来完成。乐工加工民间歌曲或改编现成乐曲, 这是词调的主要来源。乐工所依赖的工具是乐器, 不但制曲时必须使用乐器审音定调, 表演时无伴奏的清唱也不如有乐器伴奏更为动听。“花前月底, 举杯清唱, 合以紫箫, 节以红牙, 飘飘然作骑鹤扬州之想”, 乐工和乐器在歌女唱词时依然不可或缺。 乐曲的最终形态可以是书写在纸上的歌谱, 也可以是未用歌谱记录但却为乐工本人掌握的固定旋律。其传承方式可以是书面传播, 即抄录刊刻歌谱, 但从宋词的实际状况来看, 还是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情形居多。不过, 无论是口耳相传还是用工尺谱记录, 乐曲都很容易失传。在师徒相授的情况下, 乐曲依赖于人而存在, 一但主体消亡或丧失表达能力后乐曲就无法传世, 就像“广陵散绝”的情况一样。例如吴坰《五总志》中记载其友田不伐作《醉吟商》、《应圣羽》二曲, “其声清越, 不可名状, 不伐死矣, 恨此曲不传”。即使得以记载, 宋代的记谱法也还不完备, 后人往往无法依此复现乐曲, 这样的乐谱自然也不会太受重视。因此乐曲成为宋词艺术系统中极易散失的要素, 例如周邦彦词在北宋后期传唱天下, 仅过了百余年到南宋后期, 歌法大多都已失传了。 词人是宋词艺术系统中的文学主体, 其职责是生产歌词, 生产方式基本是用毛笔书写在纸上而非口述。除了姜夔“初率意为长短句, 然后协以律” (《长亭怨慢》序)(1)也即先作词后谱曲这类情况外, 歌词的生产次序都位于乐工制曲之后, 即令词人自己充当乐工也不例外。这是因为宋词根本的制作方式就是“按调填词”, 词调普遍存在于词作之先。因此词人从开始创作时就必须遵循词体规范, 兼有音乐和文学的双重考虑。 词人代表了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文人们一般都会作诗, 但不一定能写词。《全宋诗》收录了9, 170位作者的247, 966首诗, 《全宋词》收录姓氏可考的作者1, 493人, 词作21, 055首(2)。词作数量还抵不上诗的零头, 诗人的数量也是词人的6.3倍, 即6个诗人中只有1个会去写词。从宽泛的意义上讲, 但凡是作过词的文人都可称之为词人。不过, 这似乎与人们普遍的观念认识不符, 例如司马光的《西江月》 (宝髻松松挽就) 写得颇为婉丽, 但他并不被看作词人。看来, 只有对词体创作较为关注, 有一定数量词作流传者才能算是词人。一般情况下, 词人大都情感丰富, 感受敏锐, 较为喜好音乐, 颇多与歌女交往, 从世俗的角度看来往往称得上“风流”。柳永、秦观、周邦彦等人, 就是典型意义上的词人。 诗人未必是词人, 但词人却基本都是诗人, 专力填词而不作诗的文人寥寥无几。对于诸多宋代文人而言, 虽然诗词都写, 但词中展现的自我形象却与诗中的大有不同。以欧阳修为例, 他在散文中是“临大事, 决大议, 垂绅正笏, 不动声气”的“社稷之臣”(3), 是“苍颜白发, 颓然乎其间” (《醉翁亭记》) 的贤德太守, 在诗中是“夜闻归雁生乡思, 病入新年感物华” (《戏答元珍》) 的迁客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