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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至19世纪中朝边境互市贸易的历史沿革 历史是现在的现实。我们解释了一些关于过去的历史事实，并打算为当前的改革开放和国际贸易提供有益的知识和参考。在此,我们认真考察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中国清朝与朝鲜李朝之间进行边境互市贸易的历史沿革史,也是想通过对当时贸易的具体过程的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资当今社会的中朝边境互市贸易,从而开辟新时期边境贸易的新局面。 1 天恺年间中江贸易摩擦的原因 中国与朝鲜是亚洲东部近邻,两国之间有漫长的边界线,中朝界河鸭绿江、图们江流经两国边境。长期以来,生活在中朝界河鸭绿江流域的两国边境地区人民和平共处,因地利之便互通有无,促进了双方经济生活的共同发展。 从明朝开始,在鸭绿江地区具有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中朝边境贸易开始发展起来,如1384年(洪武十七年),辽东定辽卫奉朱元璋之命,渡鸭绿江与高丽互市,高丽许留义州互市;“义州民八口将马五匹投于辽东”。但是作为中朝在鸭绿江边境地区开设的中江(地处鸭绿江下游,接近朝鲜义州的一个江中岛)贸易,其正式开始却是在16世纪末明朝的万历年间。当时,朝鲜正进行反对日倭的壬辰卫国战争,为了解决战争所需要的军粮以及马匹等,同时也为了缓解百姓的饥荒,朝鲜李朝于1593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以“国内饥荒,相臣柳成龙建议,移咨辽东于鸭绿江中江开市交易……此中江开市之始”。 17世纪初,随着努尔哈赤后金政权在中国东北地方的兴起、壮大,中朝的中江互市边境贸易因受到军事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多次中断:1601年,“明朝抚院因本国乞罢中江开市,移咨本国”;1602年,“中江交市抚院已许停罢”;1609年,“乞革罢中江开市事移咨礼部,许之”。这样,中江贸易没有得以正常发展。 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3月,后金皇太极时期,通过发动讨伐朝鲜的“丁卯之役”,武力征服了朝鲜,结成“兄弟之国”。这时,后金因粮食生产长期供不应求,加之与明朝发生政治军事冲突遭到经济封锁,在此困窘的情况下,于是当年12月,后金汗皇太极致书朝鲜国王,言称:“我国粮食,若止供本国民人,原自充裕,迩因蒙古汗不道,蒙古诸贝勒,携部众来降者不绝,因归附之众多,概加赡养,所以米粟不敷。……惟今岁市粜一年,以济窘乏,……尔能开籴助我,方见敦睦之谊”。 对此带有强迫性的贸易要求,朝鲜方面本想以“国破兵残,难以开市”为由拒绝,但作为战败国,又有“兄弟之盟”,于是国王李亻宗只好复信皇太极同意开市贸易:“朝鲜国王李亻宗遣其总兵官李阑等来献方物,并米二千石,更以一千石在中江平粜”。 中江贸易虽然已开始,但是开市初期,双方在买卖过程中磨擦不断,充满了矛盾。例如,1633年(天聪七年)正月丁未,后金曾谴责朝鲜说:“至两国交市,贵以诚信,乃尔交易货物,甚属不堪,我国按物偿值,尔反以我为抑勒短少”。对此,朝鲜国王致书后金曰:“但于开市时,贵国商人不肯平价交易,以此敝邦富贾争相逃避”。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对于开市日期,后金方面也很不满意:“自和好以来,朕原欲于一岁中,四季互市,贵国不允,定以在春秋二季,后止在义州互市二次,仍负约中止”;“义州大市,一年二次,业有定议,乃背弃前约,迄今通计,止市二次”。 通过这些文献资料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天聪年间(1626年~1636年)的中江开市极不正常。由于后金的敲诈勒索“不肯平价交易”,强人所难,因此朝鲜始终感到“开市无益”、“至患至重”,这样到天聪末年,两国贸易情况愈来愈不景气。后来在清崇德年间,清朝与李朝两国又曾订立互市条约:“凡凤凰城诸处官员人等往义州市易者,每年定限二次,春季二月,秋季八月”,但由于朝方对此互市一直不热情,因而贸易并无新的起色。 2 中江商业合作的形式 1644年,随着清军进入山海关,广大人口也随之大量涌入关内,于是造成了清朝发源地辽沈地区经济生产转向衰落,从而使辽东丘岭内凤凰城所管辖各城堡官兵的物资供应发生了困难。为了解决该地区的实际困难,清户部于1646年(顺治三年)初咨会朝鲜开中江市:“顺治丙戊,户部咨请开市,照旧就于中江设场,定以三月十五日,九月十五日二次交易”;但是,到了1647年(顺治四年),开市日期又有变动:“顺治丁亥,其冬,户部又以为三月则春耕已过,九月则秋收将毕,于民甚觉未便,议改于二、八月听民照例贸易”。这样,清与李朝政府每年举办两次中江开市,每次交易时期定为各15天。 在规定的开市日期里,清方主要是盛京八旗台站的官员、凤凰城地区的商人们,携带“小青布”到中江与李朝来自义州、汉城、开城、黄海道、平安道等地的商人,定价交换各种商品。根据史料文献记载,当时中江开市规定的商品名称和数量大致为:“中江公市总数,牛200只,海带15 795斤,海参2 200斤,绵布373匹,布175匹,白纸8 400卷,壮纸600卷,盐310石,犁口194个,沙器(即陶器)330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