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的规制效果研究.docx

我国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的规制效果研究 一、 非接受者 2007年8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反垄断法》，这为中国在法治环境下规范垄断提供了法律保障。该法将垄断协议定义为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市场主体达成垄断协议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最为典型的垄断行为, 垄断协议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通过垄断协议形成的垄断定价使生产者或销售者成为价格的制定者而非接受者, 此时, 垄断者或图谋垄断者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 就不会将价格定在对其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的水平上, 而是至少“会把价格提高到这样一个水平, 在这个水平上, 价格的进一步提高将导致需求量以更大的比例减少”, 直到“边际收入, 即价格变化给他的总收入带来的影响, 等于边际成本为止”。(1)《反垄断法》虽然规定了由经营者承担举证责任的部分情形, 赋予了经营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可能性。但反垄断规则具有不确定性, 又因为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经营者都是理性主体, 经营者总是千方百计地降低违法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 并想方设法减少可能受到的处罚, 而执法机构作为公益的代表, 要以保障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为目标, 两者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的冲突, , 但强硬的执法方式未必有效率, 只有把双方利益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才能保障和促进社会总体福利。“企业总是心存违法行为不被发现的侥幸, 一旦执法机关无法掌握企业违法的足够信息, 则选择不合作显然对企业更有利, 因此, 企业合作意愿的强烈与否直接取决于执法者所掌握企业违法信息的多少。”(2) 二、 反垄断法关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 所谓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 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3)《反垄断法》用列举的形式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 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认定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方法和途径, 但由于认定标准不够详细, 再加上影响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因素很多, 因此其实施效果依然有待于实践检验。国外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 对于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分别出现了“必须设备理论”和“垄断力理论”。理论界对于“必须设备”的理解为:某一企业在相关市场上为了与其他企业竞争所必要的, 却因法律上或事实上的理由, 实际上不可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重复构筑的设备。(4)我国反垄断立法中, 对垄断力的认定至少应当明确考虑以下要素:A、市场份额因素;B、市场进入的难易程度亦即潜在竞争的有效性;C、技术创新的可能性。(5) 三、 《反垄断法》的实施需要区分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法》在第四章对可能形成垄断的经营者集中规定了相应的申报程序。经营者集中是经营者适应市场变化, 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方式之一, 但经营者集中却同样可能形成垄断。反垄断法维护的是市场竞争机制, 通过维护市场竞争机制来实现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 而不是刻意保护在竞争中受到损害的竞争者, 因此, 反垄断法不能简单地以特定的竞争者受到有效竞争的损害作为断定是否构成垄断行为的标准, 而应从竞争机制的大局或整体进行判断。(6)从资源配置上说, 某些领域内的经营者集中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但同时, 经营者的过度集中, 也可能产生其内部运作效率的降低, 不利于企业自身和社会福利的增长, 需要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实施《反垄断法》的过程中明确区分经营者集中是否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反垄断法》对于经营者集中的主要规制方式是申报制, 即由可能因为经营者集中而发生垄断的经营者在集中以前向反垄断执法部门申报, 最终由反垄断执法部门作出是否同意申报的决定。《反垄断法》对经营者集中的申报程序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但对认定经营者集中是否会导致垄断的认定标准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这就需要在《反垄断法》实施的过程中加以确立, 并由经营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确定自己将要进行的合并是否会达到法定的申报标准, 并以自愿的方式向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申报。这就可以使经营者对自己的集中行为有了确定的预期, 使之能够根据自己的预期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同时, 对于执法资源缺乏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来说, 也省去了对所有可能构成经营者集中行为的认定成本, 有利于节约执法成本。但需要指出的是, 还需要增强对经营者集中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使之违法成本大于违法收益, 从而杜绝违法。否则就有可能造成“老实守法的公民如果想让原本完全合法的协议取得法律效力, 还必须负担额外的申报义务;而另一方面, 恶意勾结划分市场的秘密协议不去申报便不会受到惩处, 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根本没有人去申报协议。”(7) 四、 诉讼救济制度 反垄断法的执行可以动用公共和私人两种资源, 由此形成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两种方式。建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