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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译论之比较 中西翻译理论由于涉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彼此之间必然存在许多差异,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中西译论的相似性 翻译是一项有规律可循,实践性很强的活动,但它的发展却又离不开翻译理论的推动。翻译实践从一开始就在一定的指导原则下进行的。随着翻译实践的深入,译者开始意识到翻译的内在规律和指导原则,并开始总结这些规律,这就出现了翻译实践向理论的升华。综观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进程,会发现一个共同的演进模式,即都是从对翻译问题的顺带式议论,到有意识点评,到系统论述。 从古至今,中西翻译理论家所思考的问题,彼此不无相同,其中主要包括翻译原则,翻译目的,翻译过程,翻译步骤,翻译方法, 翻译范畴,翻译中的各种关系等。 中西译论的基本翻译方法是相似的。自古以来,中西方翻译理论都区分“直译”和“意译”,“死译”和“活译”。古时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西塞罗提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演说家”,而不是呆板的“解释员”。中国的开山之师支谦也提出了所谓的“质直”和“文饰”。“质直”实际上是指包括音译,死译在内的“直译”而“文饰”,则是指讲究文丽修饰的“意 译”,“活译”。两人都在各自的翻译理论传统中,率先提出了 “直译”与“意译”的概念。 中西译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翻译中:“信”或“忠实”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是中西译论的核心议题。当然。在表达“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这一基本概念时,我国或西方都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术语,其中主要包括:“信”,“忠”, “忠实”,“正 确”,“准确”,“对等”,“对应”,“等 值”,“fidelity”,“loyalty”, “faithfulness”, “truth”, “accuracy”,“equivalence”。“correspondence”等等; 中西评论的相异性 各国的翻译理论都深深植根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特定文化 土壤之中,中国的译学理论自然也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中国的译论从一开始便深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远古“天人合一”的象数文化模式以及近古的儒道佛三位一体的直感文化体系,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思维。例如佛教就不认为理性和逻辑能求得真理,他们认为求得真理的最好办法是静默、沉思、等待, 真理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反映在传统译论上就有了评点感悟的传统模式,强调译者对于翻译之道的心灵感应和领悟。如“神似”, “化境”说等等。同时,中国的传统译论受实用主义思想的指导。全部精力集中在翻译技巧研究与翻译标准命题的探索上,希翼指导实践。因此,中国传统译论是微观的,经验式的,强调翻译经验的规范作用,翻译理论的实用价值;无语言学理论的指导和结合: 在表述上模糊。含蓄,但不能自成体系;且不关注翻译学的体系和构建。 在思想传统上,中国人素有崇古,崇权威的较强倾向,自古至今都不同程度地受着“凡是”哲学的影响,即:凡是古人,圣人, 权威说过的思想,凡是已经确立的理论,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接受,不轻易背离和改变。中国人的崇尚权威,“接受”多于“挑战”的思想传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由于任何民族的翻译思想和理论传统,都不会,也不可能超脱该民族整个思想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人的这一“接受”多于“挑战”,或“保 守”多于“求新”的思想传统,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了中国人的翻译思想和理论传统中。这一点,在中国翻译界对严复“信、达、雅,译事三难”说的长期崇拜中,足以得到证明。 西方起源于古希腊概念和逻辑思维的理性文化模式。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的西方哲学传统思想对西方语言和翻译研究影响深 远,强调人的理性思维,重视形式逻辑,重视推理,分析。侧重点于描述翻译实践后面存在什么样的理论。在于如何从理论角度去认识翻译,解释翻译。理论家们主要关心的,是怎样对翻译实践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描写,对翻译中的各种关系进行严密的分析, 例如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翻译的目的,翻译材料与翻译手段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通过这些描写和分析来推断出翻译的规则和原理等等。因此反映在译论上便有了以下特点:重视翻译理论的抽象性,条理性,系统性;与语言学理论相结合;在表述上 具有明确性,注重语言形式,凡事都讲究“说个明白”。从积极意义上看,这种形式主义的,凡事“说个明白”的倾向导致了两大结果:一是使西方译论传统获得了大量的有形作品,即关于翻译问题的较多的著述:二是获得了用来描述翻译理论的较多的译学术语。 在西方译论传统中,崇尚权威而不甚求新的守旧思想倾向也自古有之,人们对于权威也从来都是比较迷信的。例如,自西塞罗, 贺拉斯等人提出要意译不要直译的主张后,不少翻译家曾经把这种主张奉为“圣旨”。然而,每一种教条主义的,保守的行为,都不会持续很久。再如,泰特勒于十八世纪发表的《论翻译的原则》更为系统的论述了翻译的原则和规则,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给西方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