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志略》传本的比较研究.docxVIP

《西夏志略》传本的比较研究 《汉语西域史料》（以下简称《史书》）藏在中国民族图书馆（原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原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其传本均为抄本。中国民族图书馆藏本 (以下简称民族本) 一函6册,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同民族本,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本 (以下简称民大本) 一函4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藏本一函10册, 大阪大学图书馆藏本 (以下简称大阪本) 一函8册。各本抄录内容全同, 包括《志略》卷一至卷四、《载记上》、《载记下》等共6卷的内容。由于传抄本不著撰人名氏, 亦无序跋, 故学者论及其撰书缘起、撰著人、成书年代等问题时众说纷纭。实际上, 《志略》成书过程非常简单, 它不是一部由学者独立撰写的学术著作, 有清人将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以下简称《集成》) 和大型典制体史书《续通志》中的西夏资料依原貌 (包括内容和格式) 抄录出来, 《集成》卷七九至卷八二《西夏部汇考》一至四即为《志略》卷一至卷四, 《续通志》卷六○四《载记十一·西夏上》即为《志略·载记上》, 卷六○五《载记十二·西夏下》即为《志略·载记下》。抄录出来的资料被合二为一后, 冠以新书名——《西夏志略》行世。《志略》当抄成于嘉庆十四年 (1809) 至道光九年 (1829) 这20年间, 抄录者已不可考。 一、 《志略》的总体记载是一种本 《志略》最早著录于清代瞿世瑛《清吟阁书目》卷一, 近人孙殿起《贩书偶记》曰:“《西夏志略》四卷, 载记二卷, 不著撰人姓名, 旧钞本, 后有何元锡印、梦花馆藏书印各一方。”127孙殿起所经眼之《志略》已佚。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西夏史料》 (商务印书馆, 1958) 著录内容袭自《贩书偶记》。当代学者吴天墀先生对《志略》的著录内容亦同《贩书偶记》, 但误“何元锡印、梦花馆藏书印各一方”为“何元锡梦花馆藏书印一方”340。 20世纪60年代初, 开始有学者对《志略》进行深入研究和整理。日本学者冈崎精郎 (?～1993) 在《关于西夏史籍的研究——兼论〈西夏志略〉》158-166一文中, 认为《志略》可能是清人王昙的佚著, 或者可能是王昙著4卷本《西夏书》的传抄本。又根据《志略》前后内容、编撰体例和抄本字体的差异, 推测《志略》成非一时, 抄非一人。海外学者对于汉语文种的西夏资料研究的力度远不如其对西夏文资料的研究, 从这一点来看, 冈崎精郎的研究更是难能可贵的。赵志坚、褚晓明在《北京地区所藏西夏学文献专题书目》 (《宁夏图书馆通讯》1981, 3) 一文中首次对北京地区民族文化宫、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所藏《志略》的内容及版本情况进行全面介绍, 但介绍内容过于简单、含糊, 说《志略》是编年体史书且不分卷, 更是与事实相悖。房建昌《流传在日本的〈西夏志略〉》 (《宁夏社会科学》1984, 2) 一文, 基本上是对冈崎精郎文章的编译。白滨《〈西夏志略〉考》 (《民族研究》1985, 4) 一文, 对《志略》的内容、体裁、版本流传及史料出处都作了详细的考证。白先生认为, 《志略》传本均为手抄本, 各本册数虽有不同, 但卷数、内容、体裁及抄写格式均完全相同。册数不同纯属装订需要随意所致, 非有意为之, 并推测《志略》 所有传本均当源于同一蓝本。笔者对《志略》亦进行过整理和研究, 出版《西夏志略校证》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8) 一书, 是目前《西夏志略》唯一整理本。发表了《〈西夏志略〉考略》 (《宁夏社会科学》1999, 1) 、《〈西夏志略〉刊谬举例》 (《宁夏大学学报》1999, 2) 等论文, 在继承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纠正了部分考证之失, 并结合个人对《西夏志略》的校勘实践, 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条例, 以期能对类似的古文献整理提供借鉴。 由于《志略》内容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有关, 故又被作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古籍收入一些丛书传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 (汉文版) 影印民大本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 每页分上下两栏, 每栏有左右半页。由于编辑的粗心, 排版时有重页、错页和漏页现象。 2008年1月, 笔者目验了大阪本《志略》, 经与民族本、民大本比较研究, 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些新的发现, 故不揣鄙陋, 拟对这三种版本在分册及抄录质量上存在的差异进行分析, 并对《志略》文献价值进行探讨, 以期学界对《志略》的了解更加深入。 二、 开发本本,丰富了本叶版心及著录资料 民族本原藏于“国立新疆文化教育馆”, 四合套, 一函6册。卷次自卷一编至卷六。卷一至卷四每半页9行, 行20字, 《载记》每半页8行, 行21字。抄本纵20.4厘米, 横17.4厘米, 线装。全书正文共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