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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的长期风险管理 一、 基于死亡率模型的风险管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物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人口死亡率和生活方式的下降必然会增加，这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支付压力。而死亡率在未来长期内不确定的下降趋势,即长寿风险,使经营养老业务的保险公司面临负债风险。为了应对长寿风险,中国保险公司大多停售了传统的终身年金,一般采取将年金领取限定在80岁以内的简单做法,从而很难为人们提供终身的养老安排。 对长寿风险的管理,国外已有不少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其中通过再保险或通过成熟的资本市场实现长寿风险资本化或证券化已成为长寿风险的研究热点。如Milevsk和Promislow研究年金产品的套期保值问题。Blake等研究了包括再保险、延迟退休年龄、长寿风险证券化等长寿风险管理方法。Dowd等研究了生存互换的设计与定价。在实务中,一些新的与死亡率相关的金融产品已经被保险公司或资本市场推出,如长寿(或生存)债券、长寿(或生存)互换、死亡率远期合同等。 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尚不完善,金融衍生工具的品种相对较少,很难在近期内寻求长寿风险的资本市场解决方案,而由于保险公司经营的寿险产品和养老年金产品的负债对死亡率变化呈反向变动,从而可以运用自然对冲策略(natural hedging strategy)实现对长寿风险的管理,即通过对寿险产品和养老年金产品销售结构的组合对冲长寿风险。Cox和Lin指出,利用寿险产品与年金产品对死亡率改变的交互影响可以自然对冲长寿风险。Wang等提出了基于死亡率久期与凸性的免疫模型,在Lee-Carter死亡率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模型计算了规避长寿风险的寿险产品与年金产品的最优比例。Jeffrey等在CBD两因素随机死亡率模型基础上,采用使损失相对变化率的CVaR值最小来决定最优产品销售结构。 相对于长寿风险的资本市场解决方案,基于保险公司内部的长寿风险自然对冲可以有效地节约交易成本,也不需要流动性市场和中间商,从而对中国保险公司应对长寿风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将基于VaR风险度量工具,探讨中国保险公司的长寿风险自然对冲策略。不同于Wang和Jeffrey等研究中都事先选定了随机死亡率模型,我们是在拟合更优的基础上选择中国男性人口死亡率预测模型的,从而减少了模型选择风险。考虑到Jeffrey等根据损失相对变化率来决定保险产品的结构,可能仍然会给保险公司带来绝对损失,我们直接以总损失的VaR为目标,决定最优的产品结构。最后考查利率、签单年龄、缴费方式等因素对最优产品结构的影响,从而为保险公司应对长寿风险提供建议。 二、 两种产品的组合对财务风险的对抗 保险公司经营保险产品面临的损失是未来赔付和费用等支出现值与未来保费收入现值之差。在考察长寿风险对损失的影响时,可以忽略费用等支出,从而保险公司面临的损失成为未来赔付现值与未来净保费现值之差。如果以Vl与Va表示寿险产品与年金保险产品的未来赔付现值,Pl与Pa表示寿险产品与年金产品的净保费,Ll与La为经营寿险产品与年金产品面临的损失,则有:Ll=Vl-Pl,La=Va-Pa。 如果未来死亡率保持定价时假设的水平,这时两种产品未来损失的期望值为零,即:E(Ll)=0,E(La)=0,保险产品的净保费也正是在这一平衡原理下计算的。而如果未来死亡率发生变动,未来损失的期望值就可能不为零。 为了研究寿险和年金产品的组合对长寿风险的对冲,假设保险公司只销售寿险和年金两种产品,并且其比例分别为wl、wa,满足wl+wa=1。记保险公司的总损失为L,则L=wlLl+waLa。通过两种产品的合理组合,可以在死亡率变动下实现总损失为零的目标,从而有效地对冲长寿风险对保险公司的影响。 这里,我们借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的风险价值(VaR)来度量总损失的未来风险,并在某一置信水平α下,计算使总损失的VaR小于等于零所对应的寿险产品的最小份额,即: 首先根据建立的死亡率模型随机模拟产生大量的未来死亡率水平,从而得到Vl与Va的相应分布,然后得到总损失L的分布,再计算使总损失L在给定置信水平α下的VaR值小于等于零所需的寿险产品的最小份额wl。 三、 随机死亡率模型 生命表是寿险公司进行费率厘定与准备金计提的基础,所以死亡率的估计与建模一直是精算研究的重要问题。相比以前的只考虑与年龄相关的确定性死亡率模型,近二三十年来,随机死亡率模型的研究得到很快的发展。随机死亡率模型不仅考虑死亡率与年龄的关系,还考虑了死亡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以及出生年可能对死亡率的影响,因而随机死亡率模型更接近实际,预测的准确性更高,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Renshaw和Haberman在考虑出生年效应后对Lee-Carter模型进行了扩展,提出了APC(ageperiod-cohort)模型: 其中dxt为年龄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