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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黔东南农林产业的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扩大耕地面积是满足人们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开发活动相应呈现出以农业垦殖为主的土地利用局面来,耕地成为占据主导的土地利用类型。目前在学术界有限的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研究成果中,亦是以对垦殖及其土地利用问题的讨论为主1。 清代黔东南地区农林经济开发所呈现出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格局与变化说明,在自然条件和开发活动综合作用下,该地区生态和经济发展变化中存在着一种“生态—生产”的结构体系,对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进行探讨可进一步丰富学术界对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问题的研究,对当地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维护有借鉴作用。 一 清代黔东南的农业生产 清代黔东南地区设有“新疆六厅”(古州、清江、台拱、八寨、丹江和都江厅)和镇远、黎平、思州三府,大抵与今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行政地域相符。思州、黎平和镇远等地早在明代就已设府,占贵州布政司十府之三,开发较早2。清雍乾年间开辟“新疆”,在今黔东南南部地区设营安堡,组织军屯,“既可便于稽察,亦可少佐兵粮”3。由于“苗疆”初辟,为稳定地方政治局面,清政府严禁汉民进入开垦土地,认为“若招集民人分种管业,未免复起惊疑,转于新疆无益”4, 军屯实际上就在清前期起到较早规模性开发黔东南农业生产的主要作用。据《黔南识略》记载统计,“新疆六厅”共安屯8 939户。乾嘉时期军屯在黔东南地区共开垦了近10万亩的土地5。 乾隆七年(1742年),地方官奏:黔东南“各屯军收获余米请照时价,官为收买,每户一石,约计年可得米八、九千石”。表明屯田粮食产量获得较大提高6。 清中后期,虽然政府仍实行禁止汉民私入苗疆,以防其“播弄构衅”,严格汉苗界限的政策,但随着改土归流和先前迁入的屯民私自招垦,仍有许多客民进入苗区从事经济开发活动,道光间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对此的记载比比皆是。黎平府等地“屯所之户,明初军籍十居其三,外来客民十居其七,今日皆成土著,与苗寨毗联,已各交好往来。睦邻之道,例所不禁”,“客民之住苗寨者,又较别地为多”7。清江、台拱两厅“屯军三千数百余户”,“分屯各堡,始则各屯户服力其中,田土山场界限井然,而各省客民来者接踵矣”8。 甚至在黄平州等地“汉民错处其间,历年久远,苗产尽为汉有,苗民无土可依,悉皆围绕汉户而居,承佃客民田土耕种,昔日之苗寨今尽变为汉寨矣”9。 从客民的职业构成来看,置产(获得苗民土地)、未置产客民数量在与城居客民数量相比中占有绝对多数,尽管未置产客民当中有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成分(除佃种土地外,尚有手工业、商业等人员),但置产垦户所占比例仍接近40%(见表1),这说明清代黔东南移民开发过程中,农业仍是最大生产部门。农业经济开发随着人口的增加获得发展,册载民田亩数的增长是最为直观的证明。每户以5口计,道光初年黔东南客民人数达8万余人,占此期贵州全省客民总数30万的27%左右10。因从事商业等活动的客民后来多置产转从农业,故使黔东南地区土地垦殖规模扩大。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黎平府册载各县田地亩数都有明显上升,亲辖地由乾嘉至道光初年的26 336亩上升为27 168亩,开泰县由91 359亩上升到126 434亩,永从县从3万多亩升至91 538亩,三地耕地数合计达24.5万多亩,比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近16万亩有明显增长11。大量客民的流入和耕种土地活动,使清前期苗疆六厅地区原以军屯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转向了流民等开垦居多的形式,嘉庆二十五年黔东南屯田亩数由以往的9.7万多亩,下降到6.3万亩左右(见表2),这也进一步说明清中后期移民的农业开发获得长足进展。从总体上看,依据清代黔东南的册载耕地亩数,在北部地区的思州、镇远和东南地区的黎平等行政设置较早的三府主要是民田,亦成为乾嘉时期耕地增长最多的地区。从乾隆到嘉庆年间的数据反映,即便是在屯田数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黔东南耕地总亩数依然获得较大增长,从乾隆六年(1741年)的37万多亩发展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43万多亩(见表2)。由于册载仅为屯田和布政司系统的田地数据,少数民族开垦的“苗田”因“不升科,不丈量”而缺乏统计12,加之一些田地隐匿情况,当时黔东南地区实际土地垦殖规模还应大些。 清代黔东南除传统的农业生产外,林业及其贸易也是一主要经济部门。由于黔东南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水热资源丰富,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早在明代便已成为重要的皇木采办地区之一,历代黔东南所处的清水江流域以盛产优质杉木驰名。正如上文所言,未置产苗地的客民和城居客民的存在,客观上促进了黔东南区手工业、商业和林业等的开发,这在贵州全省均有体现。据统计,贵州客民中未置苗产和城居置苗产者占全省客民总数的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