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韩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docxVIP

浅析韩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自电影媒体诞生以来，女性形象一直是电影爱情小说的主体。通过女性形象的叙事来传达对世界的理解是世界电影导演最基本的叙事方式之一。许多导演都曾致力于书写自己心中的“女神”,如希区柯克、基耶斯洛夫斯基、侯麦、费里尼、小津安二郎、张艺谋等,同时他们的电影观念与他们作品中的那些女性形象之间都存在根本的内在关联。在当代韩国电影中,女性形象亦是十分重要的人物类型,地母式、灰姑娘式、花木兰式、潘多拉式等女性类型都得到了普遍且反复的书写,甚至产生了诸多变型。其中,“被侮辱和被伤害的”女性弱者是韩国电影中较为常见的一类女性形象,但是引人注目的是她们呈现出一个颇具普遍性的特征,即“被侮辱和被伤害”不再是这类女性的固定标签,她们从羸弱的受害者“反转”为可怕的复仇者。从电影谱系的角度来说,韩国导演们如此执著地书写“弱者复仇”的主题,展示女性从地母到塞壬的形象转变,并形成“从受害到复仇”的叙事模式,已经充分表明“被侮辱和被伤害的”女性是韩国电影中女性形象的一个重要子类型,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变型。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说,这一模式得到反复书写,表明在当代韩国社会中仍存在诸多女性弱者陷于饱受残害的真实境况,诸多男性韩国导演不约而同反映这一残酷的社会现实表明他们对这类女性具有深切的性别关怀。 本文将以朴赞郁的《亲切的金子》(2005)、张哲秀的《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2010)、金龙韩的《不哭妈妈》(2012)、李沧东的《密阳》(2007)、金基德的《空房间》(2004)等五部电影文本为例,分别从“反转”情节的所指、作者的叙事策略和结尾代表的作者观念三个层面来加以解读,旨在探询韩国电影中女性弱者群体书写的美学趣味、文化指向和社会批判。 一、 反母式女性:女性“象征的在场” 新世纪以来的韩国电影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故事屡屡成为电影导演书写的对象,《亲切的金子》、《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不哭妈妈》、《密阳》、《空房间》等五部电影是其中颇为典型的文本。它们分别讲述了五个不尽相同的、关于女性的悲惨故事 :金子被男老师要挟成为替罪羊、金福南被丈夫一家视如猪狗、柳琳的女儿因被不良少年强奸而自杀、李申爱的儿子被绑架犯杀害、善华被丈夫虐待。在这几个故事的开端,地母式女性都近乎濒于绝境,成为由同属男性的师长、丈夫、社会人施加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在父权、夫权、法律等男权秩序的运作中,她们无一不是被动的客体,确乎是劳拉·穆尔维所说的“象征性的在场”,其功能是“在父系文化中是作为另一个男性的能指,两者由象征式秩序结合在一起,而男人在这一秩序中可以通过那强加于沉默的女人形象的语言命令来保持他的幻想和着魔,而女人却依然被束缚在作为意义的承担者而不是创造者的地位”。(1) 事实上,这样的地母式女性在电影中并不少见,与之类似,这几部电影中的地母式女性的普遍受压抑状态同样承担了叙事源动力的作用,并且按照叙事成规,女性终将获得拯救。同类题材电影的叙事成规往往是,作为弱者的女性通过男性英雄而获得拯救,这一情节反复被以好莱坞电影为龙头的世界商业电影书写和强化。显然,这种典型的叙事模式并未有效地解决女性“象征性的在场”问题,女性终究未能从客体转变为主体,因为在这类电影中“女性被男性拯救”的叙事重心不是“女性被拯救”而是“被男性拯救”,女性退居次要地位,其功能在于凸显以男性英雄为主体而建构的二元象征秩序。因此,这一叙事套路不但没有真正使“女性获得拯救”,反而使其进一步弱化,用于形成以男性为视点的“视觉快感”。 作为对比,在本文所列举的五个文本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不是依靠男性而是通过自身获得拯救,她们从温良的地母式弱者变为可怕的塞壬式复仇者,两性之间的权力势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反转”。在此,“反转”不仅仅像诉诸视觉奇观的吸引力电影那样,“直接诉诸观众的注意力,激起视觉上的好奇心,通过令人兴奋的奇观——一件独特的事,无论虚构还是实录,它本身就很有趣——提供快感”。(2)同时,它更致力于表达性别观念上的“反转”,女性通过亲自担任拯救者而使自身从客体转化为主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转”在解决女性“象征性的在场”问题方面具有某种“革命”性的意义。 这几部电影最引人注意的方面首先是修辞上的“反转”,这个层面上的“反转”通过鲜明的视觉符号给受者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这些电影文本中,“反转”情节的能指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将眼泪转变为血液,几乎在每个故事里都描述了从女性暗自隐忍的眼泪到银幕上喷飞四溅的血液的视觉巨变。《亲切的金子》、《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不哭妈妈》、《密阳》、《空房间》中的女主人公都因各自的不幸遭遇而流泪,与此同时,这些电影又表现了女性反抗男性、甚至血刃男性的情节,具有威胁性和冲击力的血液取代了攫取同情心的眼泪,例如《亲切的金子》中不循常规地表现杀人后对血液的处理、《金福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