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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黎中介组织的晚年思想斗争 他一生为真理辩护，晚年思想变得越来越敏感。中国思想界多么需要这样的理论家,然而他却突然倒下去了。 他是当代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逝世,给历史研究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然而作为一位为真理奋斗终生的理论家,他的逝世给中国思想界造成的损失尤其巨大。 一个民族不管经历多么严重的磨难,只要精神上挺得住,就有复兴的希望。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民族魂”他当之无愧。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在世界各种文明的沧桑变化当中不曾泯灭,靠的就是整个民族有一种威武不屈的精神。 可惜中国民族这种硬骨头精神,近几十年遭到极大的摧残。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斗争,抛开是非问题不去说它,其中有个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毁灭人的个性和自尊心。每一次思想斗争都是势不可当的政治运动。在强大的压力下,放弃自己的信念,贬低自己的人格,是唯一的出路。被批判者是这样,批判别人的何尝不是这样?他们如果不去充当斗争别人的工具,便要沦为被人斗争的对象。这种政治压力,给中国民族的心理造成严重的内伤。唯命是听成为最高美德,随风转舵是保全自己的唯一良方。 在这种风暴当中,良知未泯者虽然不少,但是巍然独立者不多。黎澍就是这少数当中的一个。几十年间,在科学被迫充当政治权威的婢女时,他总是坚持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决不随波逐流,更不肯把自己当作任人驱使的斗争工具。当风暴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他总是镇定自若,从不丧失操守和尊严。 粉碎“四人帮”以后,封建法西斯的高压政策结束了,科学和文化能有更大发展的新时期已经到来。黎澍除了在历史研究方面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提出许多卓越的见解以外,特别在创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局面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他一方面把自己主编的《历史研究》办成自由研究的学术园地,一方面也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向压制言论自由的传统观念展开批判,扫清通向真理的道路。 长久以来流传着一种不成文的法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性质不同,不能混淆。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政治问题不可以讨论。所谓“百家争鸣”,只能限于“学术领域”。 根据这个法规,以往思想界之所以发生打棍子的事情,是因为没有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或者是故意混淆它们的界限。因此知识分子总是不断要求分清两者界限,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权的人也常常表示要分清这种界限。然而事实是这种界限永远也分不清,因此打棍子扣帽子的事情就不会绝迹。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黎澍一针见血地澄清了这个问题。他说,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这种看法根本错了。因为它的前提是:人民在政治上根本不应该有发言权。” 他指出:“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这个规定有普遍意义,并且首先指对政治问题有发言权,它是公民的政治权利。”“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争取学术问题得以进行自由讨论,实际上就是承认可以不要政治上的言论自由,只要讨论学术的自由。这样是不是可以保得住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呢?事实表明,如果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健全,人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保障。”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人民政治权利丧失殆尽,学术自由也被消灭个精光。三中全会以后已经开始重视民主和法制,但是离高度民主的目标还相当遥远。因此在思想领域,虽然学术自由的程度比过去大些,可是棍子和帽子并没有绝迹。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沉疴之一,就是把科学贬为政治的仆役。所谓科学研究,实际上是为现行政策作注解。这种作法,不但使科学的生命萎缩,信誉扫地,而且反过来也害了政治,使政治失去科学的指导,成为独断专行的长官意志。 黎澍坚决反对让科学研究从属于政治。他明确地指出:“科学研究不应当是现行政策的注解,相反,政策的制订应当有科学的依据。”他特别强调科学研究的独立性,不能随风倒,不能因为政策的改变而任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理论。 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鼓舞下,中国思想界曾经非常活跃。为了探索改革的道路,理论界开始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究竟处于什么阶段或状态。但是有人却严厉禁止,理由是:一讨论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就要动摇了。后来这种论断又进一步发展为政治问题是不能讨论的。 黎澍对于这种权威性的论断不但没有盲从,反而用实践标准作为武器,给科学研究进入政治领域打开了道路。他在纪念新中国社会科学30年的报告会上说:“政策本身也是研究的对象。”因为政策未必是完善的,它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这是一个大胆的命题:科学不但不从属于政治,而且要反过来研究政治。 这个命题对于中国的改革非常重要。因为改革的前提是对现有的体制和政策进行批判。如果按照几十年的传统思想方法:凡是现存的都是正确的,只能跟在后面讲好话,作注解,讲体会,而不能有异议,那还有什么改革之必要?只有把现存的体制和政策都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才有可能发现弊端,才有可能找到出路。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