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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禄琳琅藏书分类研究 清乾隆九年（1744年），高宗皇帝下令国内直属将领视察秘府藏书，并将宋元明的美德结合起来，称为“天禄林郎”。乾隆四十年,昭仁殿珍籍益富,于敏中等人奉敕编纂《天禄琳琅书目》(前编)10卷,并收入《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殃及昭仁殿,前编书尽毁,乾隆帝令彭元瑞等再辑宫中珍藏为《天禄琳琅书目后编》20卷。 “天禄琳琅”是我国第一个皇家善本特藏,它的搜集、建立、典藏、编目过程,在历代官府藏书中颇具典型性;《天禄琳琅书目》(以下简称《天目》)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善本目录,在目录体例方面多有创见,对清代藏书家讲究版本鉴定、注重善本著录之风气影响深远,直接开启近世版本目录学之兴盛。“天禄琳琅”作为清代历史上的重要文化事件,弄清其始末源流,研究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官府藏书在历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深入探讨《天目》的编纂及其在目录学史、版本学史上的学术地位,对于当前国家正在推行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开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宫廷藏书往往钤有帝王之家的藏书印记,或皇皇大印,或玲珑娟秀,无一不是印色浓郁,精雕细刻,彰显了皇家气派。“天禄琳琅”书上有着钤盖划一的特殊印记,明显区别于其他内府藏书,这也是后世鉴别其真伪的首要依据。《天目》前编“凡例”有云:“诸书每册前后皆钤用御玺二:曰‘乾隆御览之宝’,曰‘天禄琳琅’。”(1)即《前编》诸书,每册前后各钤二玺:“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后编》用印定制,虽无文字记载,但从存世各书来看,每册皆钤六玺:即每册书首、末页板框上方押钤“乾隆御览之宝”椭圆朱文印,前页板框外钤“天禄继鉴”白文方印,末页板框外钤“天禄琳琅”朱文小方印,每册书之前后副叶尚有“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和“太上皇帝之宝”三玺。通过辨别这些钤印,对照《天目》,有助于我们判定某书是否清宫旧藏、是否天禄琳琅著录书。笔者在对海内外现存天禄琳琅书的调查中,发现有些古籍上所钤“天禄琳琅”诸玺的真无疑,确属清宫昭仁殿旧藏,然而却不在《天目》前后编中,这种现象又少有人提及,由此引发关于天禄琳琅“目外书”的思考,特就此展开讨论,并蒐聚已知见之“目外书”情况,以资赏鉴。 一、 天禄金朝《天禄》诸玺藏书 事实上,历史事件是动态的、持续进行的,其间交织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天禄琳琅藏书与《天目》的编纂而言,“目外书”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乾隆九年宫中藏书被择善入藏昭仁殿,建成了“天禄琳琅”特藏;乾隆四十年重加整比,再经甄选,其中429部被著录于《天目》;《天目》编完,采选宫中他处藏书、择其佳者续入昭仁殿的工作仍在陆续进行。入藏———选书———编目———再入藏,这个过程并非整齐划一地一蹴而就。换言之,乾隆四十年编就的《天目》,所录诸书并非昭仁殿内“天禄琳琅”藏书之全部;嘉庆三年夏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时,昭仁殿内的天禄继鉴之书也绝不止664部。这些未在《天目》前后编中的书,即所谓“目外之书”。 对“目外书”现象,前人已有所留意,但并未深入探究,或以为是早于《天目》编纂之前流失宫外,或以为是残缺太多未能入选。民国五年(1916)三月三十日,袁克文得宋椠《韦苏州集》,南宋书棚本,“每册首尾皆有‘天禄琳琅’朱文小印、‘乾隆御览之宝’朱文阔边大玺,与历来所见闻天禄琳琅藏书不同。《天禄》正续两目有宋刊《韦集》二部,一巾箱本,一大字本,皆毛氏藏。元刊一部,有刘须溪跋。明刻两部,一钱牧斋藏,一季沧苇藏,皆非此书,而此书之流出当在著录之前”。“装三册,明黑笺衣,宋藏经笺签,题字古秀,当是乾隆以前故装”。(1)傅增湘在元刊本《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条下云:“御览、天禄二玺俱真,而《天禄前后目》均不载,或以其残缺太甚未著录耶!”(2)民国间清点故宫各殿文物,负责清点图书的张允亮在点查时,也注意到有些书钤有天禄琳琅各玺,而未经原目著录,于是在所编《故宫善本书目》中特意将这些书附于第一编《天禄琳琅现存书目》后,以审定版本为序,并注书衣原题版本于每书之下,计16部,其中原题宋版6部、元版6部、明版4部、实则宋版2部、元版5部、明版7部、清版2部。 张允亮还将散庋各宫、而《天目》未录者,以其“简册实繁,旧椠名钞,往往而在”,编为《天禄琳琅录外书目》,计有543部,张允亮推测这些书“或当时检择所未及,或《后编》既成而续进也”。(3)为避免与前人“录外书”之说混淆,亦区别于清宫其他各处藏书,本文特将不见于《天目》前后编著录、每册亦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诸玺的昭仁殿藏书,相比《天目》著录书,统称为“目外书”。 目外书的产生原因,概括而言有两种:一是选余,一是续入。 所谓选余者,即那些被同时择善入藏昭仁殿的书,虽然也被钤盖了天禄诸玺,却因为残缺或仅仅是失检漏查,而未被于敏中、彭元瑞等编纂官收入《天目》。其中《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