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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效度的测算与评价 高考的任务是选择学校合适的学生。无论是评价高考还是改革高考,都必须以高考是否为高等学校选择了合适的生源为基准,按照测验理论,就是高考的效度问题。效度是衡量考试有效性的指标,也是评价考试科学性最主要的指标。传统上,人们将效度分为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效标关联效度三种主要类型,现代测验理论已经将效度看作是以各种不同类型证据为基础的统一概念。效度的概念不再谈及种类,而是效度凭证的各个方面。依据凭证来源可以把效度凭证分为基于测验内容的凭证、基于解题过程的凭证、基于内部结构的凭证、基于和其他变量关系的凭证、基于测试后果的凭证五个方面。实践中效度凭证能否获取常常受到诸多局限条件的限制,并且不同效度凭证的价值也不是等同的。因此,在一项研究中,总是倾向于选择一个相对重要的凭证来源。高考的主要用途是为普通高等学校选择合适的生源,对高考分数的解释与使用是为了更好地做出录取决策,所以,应当选择第四种效度凭证即“和其他变量关系的凭证”,具体而言就是高考分数与大学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程度是表达高考效度最重要的凭证。两者的关系用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来表达,这一相关系数被称为效度系数,按照传统的表达方式,此时高考效度也可以称之为效标关联效度。 一、 研究方法与问题提出 以往研究的样本大多局限于某一年度某一高校的一个或几个专业,相应的,研究结果只能回答这一年的高考为某个高校的某个或某几个专业选择生源的状况,而不能回答这一年的高考为高等学校选择生源的整体状况,在不同院校之间、不同专业之间有无明显的差异。当然,这些研究更不能回答高考为高等学校选择合适生源的有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若有明显变化则变化的特征如何。然而,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决策者和各利益主体对高考质量的总体评价,最终影响到高考改革的方向。因此,本研究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资助下,以把握高考选择生源有效性的整体状况为标准而选择样本,力求对高考的效度即高考为高等学校选择生源的状况做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判断。 首先是选择年份。研究选取1984、1993、2002三年的高考进行分析。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一直到1985年正式开始进行高考改革,高考标准化改革试验自1985开始持续到1989年基本完成,2002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高等教育进入通常认为的大众化阶段。三个年份分别代表改革前的高考、标准化的高考、大众化阶段的高考。 然后是选择高等学校。研究选取了X省A、B、C、D、E、F、G七所高等学校。《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按照人才培养类型把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类型:研究型院校、应用型院校、实用型院校,前两类院校统称为本科院校,第三类院校又称为高职高专院校。研究选取的七所高校中A校为研究型院校、B、C、D、E四校为应用型院校,F、G两校为实用型院校。 再次是选择专业。本科院校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选择布点数较多的专业,高职高专院校选择F、G两校开设时间较长、实力较强、学生数较多的专业。2002年共选择43个专业,其中25个专业与1993年和1984年相同,由于1993年C校无教育学专业,1984年A校无工商管理专业,实际上1993年和1984年分别有24个专业。三个年份的本科专业均覆盖11个学科门类,对比本科专业目录,高职高专的专业分属于工学、文学、理学、管理学四大学科门类。 在七所高等学校中共选取有效样本的样本容量为5780。按年份划分,2002年为2954、1993年为1352、1984年为1474;按照学校类型分,研究型高校为1778、应用型高校为2692、实用型高校为1310;按科类划分,理工类为3245、文史类为2535。 尽管笔者选取高考的效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但是并没有把研究仅仅局限于纯理论的探讨,而是在此基础上把目光延伸到实践领域,力图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当然,研究的重点都放在理论这一维。目前高考研究的整体进展拓宽了高考效度问题的研究空间,高考的效度已不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以它为中心形成了包括一系列相关问题的“问题簇”。本文围绕高考效度探讨了密切相关的五个问题:如何研究高考的效度;如何理解高考的效度;高考的效度怎么样;如何提高高考效度;提高高考效度的实践条件。 二、 第一部分学业成绩作为效度系数的合理性 一个考试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标,因此,测算效标关联效度首要的问题是确定合适的效标。在以往的研究中,测算高考效标关联效度大多选取第一学年的学业成绩作为效标,但是对其合理性好像还缺少必要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多为公共课和基础课,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专业的特点,因此第一学年的学业成绩不足以作为选拔人才的准确有效的效标。若改用高年级的学业成绩或大学各年级学习的平均成绩作效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