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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视角下《尤利西斯》两个中文译本的差异 1. 两个汉语专四翻译原则及翻译方法 乔木卡斯（rouguankas）的《尤利西斯》是西方文学史上最优秀、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他充满了实践和创造性。他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使读者的传统审美意识和阅读习惯受到影响（gilbert1957:167）。显然, 将这样一部作品翻译成中文是对译者的挑战。1994年, 萧乾、文洁若译本 (以下简称萧文译本) 和金隄译本 (以下简称金译本) 两个中文全译本在中国大陆的同时面世1可谓文学界和翻译界的壮举和幸事。由于两个译本风格的截然不同, 译者无意间为译界提供了研究翻译的绝好教材。十几年来, 已有许多学者对两个译本做过比较研究, 研究的内容有涉及翻译原则的, 如是否等效;有涉及翻译方法的, 如直译还是意译;也有涉及翻译主体的, 如“学者型翻译”和“作家型翻译”的评说等。不过, 这些研究似乎都是规定性 (prescriptive) 研究, 讨论的内容大多是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 是否“误导读者”, 评论的方法也基本没有脱离直译与意译的窠臼。其原因在于“忽视翻译的目的, 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一篇原文如何翻译最好, 迄今仍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Vermeer 1989, 见陈德鸿, 张南峰2000:80) 如果评价译本时我们的眼光更宽一些, 可能会更有利于公正严谨批评风气的建立和翻译事业的发展。例如, 描写性 (descriptive) 翻译研究就从更宽的视角对出现两个译本做出更具时代特色的评价, 认为出了两个中文译本是件大好事, 充分反映出中国真的开放了 (林克难 2001:43) 。这样的翻译批评方法对我们评价《尤利西斯》译本不无启示。本文即是从翻译目的的角度对《尤利西斯》两个译本重新作出的思考。 2. 在对比中确定商业目 之所以要提出翻译的策动者, 是因为策动者是影响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目的论者诺德 (Christiane Nord) 认为:“策动者在跨文化传意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是启动传意过程并决定其发展方向的因素。”“操控翻译过程的不是等值翻译理论所规定的原文, 或原文对原文受者的效果, 或作者希望原文能够发挥的功能, 而是由策动者的需要决定的译文预期功能或目的。” (陈德鸿, 张南峰2000:90) 因此, 她把翻译策动者和译文读者放到了重要位置:“译者对原文的接受方式由策动者或译文受者的传意需要决定。” (同上:91) 事实上, 《尤利西斯》两个译本的译者都不是主动翻译这本书的, 而是在别人的策动下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 从萧文译本的“译者序”可知, 萧乾、文洁若翻译《尤利西斯》的策动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出版家、译林出版社原社长李景端。据说他为求得此书的译者, 曾经遍访译界名流, 并终于靠诚心和事业心打动了萧乾、文洁若这两位译者。不妨说, 正是由于他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商业家的胆略, 萧文译本《尤利西斯》才得以问世。 把金隄引上《尤利西斯》翻译道路的是著名作家和翻译家袁可嘉。他在1979年主持编写《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时, 感到《尤利西斯》是现代派的代表作, 应是必选书目, 同样也是在北京遍访名家未果的情况下, 他才找到了认为可担此任的老同学金隄。当时, 金隄感到盛情难却, 用半年的时间翻译了其中的一章。后来, 金隄到了美国, 受到乔学专家雷诺兹 (Mary Reynalds) 和乔学泰斗艾尔曼 (Richard Ellmann) 等人的鼓励和帮助, 才最终决定翻译全书 (王振平2004:94) 。 译林出版社是个商业机构, 其目的首先是传播人类文明和文化, 但也不可否认其商业目的, 即:争取更多的读者, 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尽管萧乾曾指出, 出版这么大而难懂的书会赔钱, 李社长也“气概轩昂地说, 只要是好书, 我们不在乎赔钱。” (萧乾1994:2) 据文洁若回忆, “翻译《尤利西斯》时, 我们曾注意到‘可读性’。还没有动手翻译时, 李社长就提出过这个问题, 我们二人表示赞同。” (许钧 等2001:85) 。由于策动者的积极推介, 译林出版社达到了理想的商业目的2。译著出版后, 很快就卖出了十几万本。当然, 萧文译本之所以比金译本卖得火 (金译本卖了4万本) , 读者并非买的都是宣传的账, 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译作的面貌和读者对译作的接受程度3, 萧文译本可读性更强似乎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这一结果完全达到了策动者希望达到的效果, 看来策动者找对了人, 至少在译文的“可读性”方面他们是达成了默契。事实证明, 双方的目的都达到了。 金隄翻译《尤利西斯》的策动者, 无论是袁可嘉也好, 还是美国的乔学专家也好, 目的似乎只有一个, 即向中国人介绍《尤利西斯》, 让中国人欣赏乔伊斯, 感受书中所传达的人文精神和作家的艺术手法。这些专家在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