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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言学的若干问题 历史语言学有基本的、封闭的方法论思想，即音变是规律的。因此，经过语言的分离，单词的基本对应关系就会出来。根据对应对应的音变差异，可以将其分为谱系树，重建原始语言。如果不深入考虑语言接触, 这一套连环思路很严谨。如果深入观察语言的接触机制, 这一套思路会遇到严重的困难, 下面我们来讨论每个环节存在的问题。 一、 最大时空层面的对应语素和语源性质 语音演变是有规律的, 即音变规律无例外。历史语言学把这个论断作为重要的工作假说。近二十年来我们对傣语同音语素的追踪记录显示, 音变确实没有例外, 如果有例外, 一定能找到原因。目前我们还记录到无缘无故的例外。所以我们说音变规律假说是有观察数据支持的假说。在这一点上, 历史比较语言学音变规律理论没有问题。依据这一假说, 语言分化后就会产生对应。在印欧语系的研究中, 同构 (主要是形态) 和语音对应是确定语言同源的两个根本标准, 现有的其他标准都可以转化成这两个标准中的一个。在语言深刻接触的环境下, 目前同构标准已经遇到严重困难, 一些尚能利用的形态同构, 往往是形态对应, 所以两个标准根本上都是对应 (陈保亚, 1999, P 217—218) 。目前更多的学者把重点放在对应标准上:如果在不同的语言的基本词汇之间能够建立语音对应, 就可以确定这些语言之间有同源关系。我们把仅仅根据对应判定同源的理论称为对应同源说。如果我们从接触来看问题, 就会发现对应同源说必须依赖两个条件, 一个是接触不会形成系统的语音对应, 另一个是接触不会影响到基本词汇。 但是, 并不只是一个系统内部语音演变是有规律的, 我们发现语言接触中语音的匹配和回归也是非常有规律的 (陈保亚, 1994) , 因此借词语音形式的改变也是有规律的。就我们近二十年来对语言接触的追踪分析结果看, 语言接触会带来借词和原词的对应规律, 并且语言接触的深度是无界的, 借词可以深入到基本词汇乃至核心词汇, 借词和原词的语音对应规律的严格性并不弱于同源语言之间同源词对应规律的严格性,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判定最早时间层面的对应是同源语言分化的结果还是异源接触的结果 (陈保亚, 1994) 。 现在看来, 语言接触的规律性是认识历史比较法局限的关键。19世纪的方言地理学派也对方言的接触有一定的研究, 并提出了波浪说的理论来解释语言间的横向传递或接触, 批评历史比较法的音变无例外理论。一般认为波浪说和谱系树理论是对立的, 但我认为波浪说由于没有观察到语言接触的规律性, 在通过对应判定同源的问题上, 波浪说恰好支持了同源对应说, 因为波浪说旨在说明语言的横向传递是不规则的, 会破坏同源语言的对应规律, 那么一旦对应规律被找到, 谱系树理论可以更进一步断定这些对应是同源的结果而不是横向传递的结果。 其实很多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调查中已经注意到了借词和原词的对应, 但总觉得接触带来的对应是不系统的。造成这种观念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不同时空的借词和原词的对应规则不同, 所以借词的对应看上去不严格, 但如果我们把接触的时空分清楚, 就会发现同一时空的借词和原词的对应相当严格。因此, 最早时空层面的对应语素是分化的结果还是接触的结果, 对应规则本身区分不开。现在我们在汉语和台语之间找出的早期对应语素, 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如果承认接触是无界的, 是规则的, 那么对应同源说所依赖的两个条件不成立。对应只是同源的必要条件, 不是充分条件。认识到这一点是关键的, 我们不能抛开对应规律和对应语素去研究语源问题, 但也不能满足找到同一对应层面的对应语素。我们还应该寻找更强的方法来断定同一对应层面对应语素的语源性质。于是研究语源问题需要严格区分三方面的工作: 1. 区分偶然对应和必然对应 2. 区分不同时空层次的对应 3. 判定同一时间层次对应的语源性质 有的学者努力从对应的复杂性、严格性、层次性来论证同源关系, 比如严学、邢公畹、郑张尚芳、董为光、龚煌城、蓝庆元、丁邦新、龚群虎、薛才德、沙加尔、徐世璇、曾晓渝等前后所做的工作。龚煌城2004年在北京大学的讲演都是严格对应问题 (龚煌城, 1995) 。丁邦新2004年在北京大学讲演中提到的汉台数词对应 (丁邦新, 2004.6) , 都是复杂对应问题。蓝庆元等讨论的是对应的层次问题。这些研究都是很有益的工作,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这些探索是在解决第1、2两个问题, 而不是第3个问题, 因为借词的对应也是严格的, 早期的借词也会产生复杂的变化, 产生复杂对应。正是因为第3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也有学者认为汉台对应的数词是借词 (梁敏、张均如, 2004.2) 。不可否认第1、2项工作是第3项工作的基础, 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做第1、2项工作。我们认为严格的对应应该给出完全一致对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