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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牛耕农业的历史演变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频繁的战争。另一方面，它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衰退，促进了人口的大量移民和民族一体化，促进了南北科技的交流与传播。称雄各地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保证庞大的军费开支,不能不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推广牛耕等先进技术,并促使耕犁进行因地制宜的革新。到隋唐时代,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交通发达,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牛耕技术在前代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特别是先进的曲辕犁的使用和推广,使犁耕农业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 (一) 推广的路径二:牛耕更得到巩固 三国时期的鼎立局面,实际上是三个互相分立的经济区的对立,也是南方农业得到发展,拥有的经济实力可与中原抗衡的有力证明。孙吴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气候适宜,是发展农业的理想场所。孙权大力提倡牛耕。《晋书·食货志》:“黄初二年(公分221年),吴上大将军陆逊抗疏请令诸将各广其田。权报曰:‘甚善。令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其劳也。’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八牛”、“四耦”,应为推行牛耕之证。说明牛耕已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以巴蜀为中心,北起汉中盆地,南达云贵高原。四川号称“天府之国”,这里有比江南更为有利的发展农业的条件。诸葛亮倡导牛耕,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他在云南时曾指出:“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又“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草军资。于是费用不乏。”这说明云南牛耕已有大的发展。曹操占据了长江以北地区后,由于连年战乱,关中和中原破坏严重,他把国都南移至许昌,在淮河流域大举屯田,推广牛耕,实行“计牛输谷”的政策,即按照所领官牛头数计算上缴租额。并且,官牛与私牛的佃租之率有别:以私牛佃者,官私对分;以官牛佃者,官六佃四。将耕牛和租率联系起来,这既反映了耕牛的普及,又是对牛耕的奖励,有力推动了犁耕农业的迅速发展。 两晋时期,牛耕更得到进一步发展。除继承曹魏“计牛输谷”政策外,更提倡在南方推广牛耕。咸宁元年(公元275年),杜预上疏,力主在南方推广牛耕。武帝下诏:“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事遂停寝。向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种产牛,大小相通,有四万五千余头。苟不益世用,头数虽多,其费日广。古者匹马匹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非如猪羊类也。今徒养宜用之牛,终为无用之费,甚失事宜。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吏士卒,使及春耕。……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属养之,人多畜少,可并佃牧地,明其考课。此又三魏近旬,岁当复入数十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西晋官设牧场,并把耕牛大批调往东南方,推动了牛耕的传播和普及。从在广东连县发现的西晋耕田耙田模型看,犁耕农业已深入到南方边陲。 南北朝时期,割据江南的宋、齐、梁、陈诸朝,继续推广牛耕,不断开辟新的牛耕区域。而占据华北的北朝诸代,也对推广牛耕极为重视。值得指出的是,北朝诸代对于推广牛耕着实作了特别的努力。这是因为占据北部中国的拓跋魏原是一个以游牧为业的落后民族,为了统治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族地区,就必须接受汉族人民创造的农耕文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么社会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发生变化。”中原内地,遭连年战乱,白骨纵横,荆棘载途,幸存的人口又大批逃往江南,出现了人少地多的状况,因此,要想巩固其统治中原的基础,就必须推广牛耕,以解决人力不足的矛盾。拓跋魏进入中原的初期,曾随之带入了大批的马、牛、羊等牲畜,甚至在洛阳附近还广兴牧场。 又如:“世祖之平陇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户滋息,五至二百余万匹,秦驼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 大批的牛马等牲畜进入内地,固然破坏了广阔的农田,但这些渐“习水土”的牲畜却为推广畜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当统治者认识到变内地为牧场的倒行逆施无益于己,而不能不接受汉族的农耕文化时,这些迁入内地的大量牛马,不断地繁衍生滋,为推广犁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来源。北魏道武帝以来,北朝统治者不断采取推广牛耕的措施。主要表现在: 其一,将耕牛和土地无偿地授给农民。如: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徙何种人工使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永兴五年(公元413年),“奚斤等破越勤倍泥部于跋那山西,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授田。……置新民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授田。” 其二,把耕牛和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