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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合理性 自人类社会以来，追求正义和效率一直是不冲突的，这反映在各种制度的安排上。当代中国农业生产制度中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与其说是尝试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如说是公平与效率的博奕过程。 一、“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平均地权” 探讨当代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必须认识一个基本前提:人地矛盾的国情。中国人多而地少,人地矛盾非常突出。这一矛盾出现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们祖先创造的中华农耕文明。大约在秦汉时期,中国农业就开始单纯以种植为主的生产模式。这是一种节约资源、劳力密集的生产模式。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出现人口增加而产生土地减少的压力,反而创造了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华农耕文明。从土地资源角度看,虽然西欧的平原面积是中国的8倍,但历史上的西欧社会以畜牧为主,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因此,反而他们感觉到土地狭小,需要大量的生存空间,因而向外扩展、殖民,人口也一直比同时代的中国少。 这种节约资源、劳力密集的农业生产方式,催化了中国古代的奖励生育制度和独特的财产继承制度。中国古代有一系列奖励生育制,例如:早在汉代惠帝时期,朝廷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意思是15岁前必须出嫁,否则就要按5倍的人头税来收;高帝七年又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就是说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可以免徭役2年。人头税是历代王朝的主要税赋来源之一,而采取增加或者减免人头税的措施则表明了朝廷增加人口的决心。 农耕文明导致中国人口众多,在宋代大约在一亿左右,翻到清代就到了四亿左右。养活众多的人口,一是增加耕地面积,二是增加土地利用率。中国农区从宋代以后就很少有闲田旷土,因而向水夺田、与山争地的修造圩田和梯田的活动时有所见,清朝时期的关外是满族的龙脉,最终也因为生齿日繁而被迫开禁,让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开垦。增加土地利用率的主要途径是精耕细作,在古代中国则表现为施肥制度、历代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尤其是多熟种植和高产作物的“发现”和推广。在宋代时期早稻从越南引入中国,长江以南的水田开始形成了两熟制,甚至三熟制;而后耐瘠、高产的玉米、土豆等美洲作物传入中国,也很快为农民所接受。这一切,满足了增多人口的生存。 农耕文明导致土地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作为一种路经依赖,家庭财产继承制度中土地资源一般都是按家庭中男性成员的数量平均分配继承。(这也同畜牧民族的家庭财产继承制度中重视家畜分配、而不重视对土地资源分配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古代西方特别是英国,土地资源施行的是长子继承制度,家庭中其他同辈男性成员,必须外出谋生。)这种家庭财产继承制度又导致在同一块土地上家族繁衍,人口增多,人均土地减少。 农耕文明导致中华民族的心理积淀是“均贫富”,“患寡不患贫”,尤其是土地的“均贫富”,其文化的价值趋向是“人类大同”。然而,封建土地制度的私有制内含的规律是土地的两极分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每当土地向地主豪强集中,大批自耕农破产,农民起义、社会动荡也就随之而来,打出的口号往往也是“均贫富”,“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等等。所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土地问题,限制土地向地主豪强过分集中,有时更是倚重国家专制力量,如:以政治迫害,把地主豪强从原有土地上迁移出去等措施来打击大地主大豪强。 因此,在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下,在“均贫富”和“人类大同”成为社会心理这个条件下,任何革命口号都比不上“平均地权”深入人心。纵观20世纪上半叶,我们有三次国内革命征战,又叫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战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平均地权。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几千万中国人死亡,这么大的代价,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结果——平均地权。因此,当今不少中国农业专家(如:温铁军)认为:不要轻言农地私有化制度。虽然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事实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人说有1.5亿,有人说有2-3亿),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但解决“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必须考虑非农部门能否吸纳这些农业剩余劳动力。中国经济虽然快速发展,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此问题还没有能够彻底或者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的迹象。在这些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而国家又不能给农民提供就业和生活保障的条件下,土地对农民来说就具有当然的自我保障功能,其生产功能倒可能退居次位。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均分就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质,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智慧。 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过程是公平和效率的博奕过程。 当代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过程,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土地小农私有是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否定,人民公社集体制是对小农经济的扬弃,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又是对集体制的扬弃。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是公平和效率的博奕过程。 在历史上,铁制农具出现(大约在古代的春秋时期)之前,农业生产采取的是集体劳动制度,贵族田庄里是“千耦其耘”。但铁制农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