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解释学导论》评论.docx

《哲学解释学导论》评论 j.granham的哲学解释性学说在西方非常有名。作者本人是加拿大格拉斯哥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这位国际著名的解释性专家曾接受先锋队的教育，他对哲学解释性有了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见解，并在该领域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丰富的贡献。 格朗丹这部导论的中心议题是关于解释学的普遍性。1正像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这个问题是当代不少哲学家热衷的话题,如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都曾涉及到,并且还引起过激烈的论战,但它的涵义并非真正清楚了。(P10、12、121)本书的主题虽然得益于伽达默尔的启示,但却有着作者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发挥。它以解释学的普遍性为主线,以内在的逻各斯为核心,采取史论相结合的方式,2将读者由浅入深地带到哲学解释学的殿堂,本书实际上具有教材和专著的双重性质,它融知识与思想于一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能使我们在获得知识的满足的同时,也能获得思想的满足。 一、 对西方解释学普遍性的反思 解释学的普遍性是自伽达默尔以来在解释学哲学的研究中被突出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书首先在导言中就明确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一种解释学普遍性的观点,它不同于以往西方正统的或占主流的看法,这个看法基本上是由狄尔泰和伽达默尔所确立的(利科尔也持这种观点),即:解释学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普遍。具体来讲就是古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局部或部门的解释学,经过新教神学的发展到施莱尔马赫那里,走向了一般解释学,然后这种一般解释学在狄尔泰那里变成了精神科学方法论,而到了海德格尔则建立了它的本体论的基础,使之真正走向了普遍性,伽达默尔则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进一步从艺术经验的角度、语言本体论的角度、实践哲学的角度彻底实现了解释学的普遍性。然而,本书作者反对这种线性的、目的论式的理解,他从史实出发,不仅从解释学史,而且还从解释学的史前史出发,强调这种普遍化的进程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过去有过去的普遍性,现代有现代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的形式在不断的转化(依笔者之见,类似一种格式塔式的转换)并逐步深化。它得益于一种内在话语和外在话语的矛盾的推动,并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体现为一种彻底中介的辩证法。 如果根据格朗丹的上述看法,那么,西方解释学的普遍性的进程就不只是从近代的施莱尔马赫那里才开始的,而是从古代就已经起步了。作者从理论的高度将其追溯到古希腊后期哲学的斯多葛派,以及“基督教之父”和“喻意解释之父”的亚里山大亚的斐洛。由于这种思路上的差异,所以,在对西方解释学史的理解上作者就与一般正统的立场(如前所述,它主要来自于狄尔泰和伽达默尔)不太相同,他得出的结论是:有古代的解释学的普遍性的形式,也有现代的解释学的普遍的形式,(P12)而本书描述了它们的古代的形式和现代的形式以及这些形式的演变与发展。作者的观点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失为一家之言,它至少告诉我们,西方解释学史和其他历史一样,是人类事后反思的结果,因此,它不应当只有一种重构的模式。 解释学的普遍性与内在逻各斯是分不开的,所以,这种关系又构成了这部书所要揭示的重要内容。这个思想虽然在伽达默尔那里可以找到根据——主要是《真理与方法》的第三部分——语言中的第2章的两个小节“语言和Logos”与“语言和Verbum”【注文13】(P516～547)以及作者在海德堡同伽达默尔的一次有意义的交谈所获得的重要启示,(P119)但伽达默尔所说的语焉不详,缺乏具体的展开和系统的论证,格朗丹也认为,伽达默尔很少注意恢复这个来自于斯多葛派和奥古斯丁的“内在逻各斯”的学说。(P119)而本书作者以他的方式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即深化了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意义,他对伽达默尔思想的创造性的系统发挥,也得到了伽达默尔的认同和肯定。(P119) 在本书中, “内在逻各斯”(inner logos/logos endiathetos)、“内在话语”(verbum interius/ inner word),“内在言说”(inner speech)、“内在对话”(inner conversation)基本上是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的。而它们和下面的同义词相对应:“外在逻各斯”(logos prophorikos/utter logos)、“说出的话语”(spoken discourse)、“表达出的话语”(utter word)、“外在话语”(utter word)。与这两类同义词密切相关,作者进一步提到“actus signatus”(意指活动)和“actus exercitus”(语用活动)的思想。本书比较集中地讲到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是作者自序和关于奥古斯丁那一节。 意指活动和语用活动这对概念同内在逻各斯和外在逻各斯相联系、相对应,它们来自于奥古斯丁,并通过海德格尔的发掘,受到伽达默尔的重视,从而在解释学的普遍性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