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综述.docx

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中国对农民组织结构和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根据我们获得的数据，这些研究通常侧重于四个方面。它们分别是:关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 关于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 关于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属性, 以及关于如何对待“两社”等。其中在关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上, 研究者们达成了一致的共识, 而在后三个方面则还存在一定的分歧。 一、 对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不论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还是在经济的意义上都有呼声。尽管总的说来提高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呼声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 但是凡是研究、关注或者涉及这个问题的人, 都无一例外地坚定认为, 应该极大地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过相比之下最近几年在经济意义上的呼声要更高一些。 1. 从政府过程到农民利益 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不少专家学者主张建立反映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 如李修义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1992年第6期的《关于试办“农民协会”的若干问题》, 洪大用发表于《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2年第6期的《当代中国农民利益集团的几个问题》, 陈寄根在《改革与战略》1993年第6期发表的《建设中国农民协会的探讨》, 谷文晓在《内部文稿》1993年第10期发表的《建立农民组织, 保护农民利益》等文章, 都主张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这一阶段人们对建立农民组织的关注更多侧重的是能履行政治功能、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 如李修义在上文中对农民协会的设计就是:“农民协会既要反映会员的愿望和要求, 保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又要贯彻政府的政策法令, 在政府和农民之间起桥梁和纽带作用”。洪大用所用的术语是“农民利益集团”, 更加突出了农民组织的政治功能, 他认为建立农民利益集团, 有助于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促进农业、农村的繁荣和发展, 有助于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关系, 有助于促进民主政治建设, 促进关于农业、农村问题决策的民主化等。 另外一些政治学者如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的朱光磊教授, 从政府过程的角度也主张应该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程同顺发表于《乡镇论坛》1996年第11期的文章《农民究竟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利益》, 从政府过程的利益表达环节提出, 中国农民在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但是利益表达却呈现个体化、分散化的特征, 这就使农民的利益表达不能从长远的角度反映农民的整体利益, 表达效果缺乏应有的力度, 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应该建立一些反映农民利益的组织或机构。项继权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1999年第5期的论文《农民协会的组织功能和作用》, 则系统考察了爱尔兰农民协会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和途径, 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农民的组织化对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产业化 最近的关于农民组织化问题的研究集中于提高农民在经济上的组织化水平, 主要侧重的是提高农民建立、参加经济组织的水平。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论文非常多, 在此无法一一列出。与论文相比较, 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著作不算太多, 主要有:秦柳方等主编的《中国各种经济合作社》, 张晓山所著的《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 魏道南、张晓山合著的《中国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探析》, 牛若峰、夏英主编的《农村合作组织发展概论》等;论文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室的《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 李惠安主编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 另外, 其他很多有关农业经济的著作中都有关于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的相关论述。赵昌文在其专著《农业宏观调控论》的第5章中把“引导和组织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作为中国农业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之一, 他认为,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不仅是农民进入市场、驾驭市场的需要, 而且是政府对农民及其经济活动更为有效的组织和管理, 从而实现政府意志与目标的需要。政府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关键在于依托现有的组织资源, 加强农民之间、农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和联合, 逐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农民在市场中的地位。陈吉元等人合著的《21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第1章中把组织创新作为农业转型的微观载体, 提出在保持家庭承包制稳定不变的基础上,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让农民走合作的道路, 按照市场机制建立起农户之间, 农户与产前、产后经营部门之间的联合与协作。并认为这是目前形势下农民经营组织创新思路的现实选择。陈文科等人合著的《中国农民问题》一书第8章的标题是“组织起来才有力量”, 作者在该章详细讨论了各种农民组织, 特别肯定了新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作者对农民协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认为农协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为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改革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