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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成长的功能与意义 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人类克服灾难的历史。面对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温家宝总理曾引用说:一个民族所遭受的灾难总是以民族的进步作为补偿。灾难意味着现实的残酷、心灵的创伤,而灾难也总是伴随着人类的进步与成长。成长需要付出代价,更需要理性的思考。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 growth,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PTG)究竟是真实普遍的心理成长,还是灾后的一种心理防御反应,现已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PTG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 自我相关的积极改变和防御策略式的自我增强报告 PTG最早被定义为个体在经历创伤性事件后,自我知觉或体验到的心理上的积极改变(Tedeschi,Park,Calhoun,1996)。在这一定义中,心理积极改变的说法比较笼统,它可以是不良情绪反应的好转,也可以是自我建构的积极改变。后来,Calhoun等(2000)将PTG更明确地界定为:在应对重大生活危机中体验到的一种十分明显的自我的积极改变。他明确指出,这种积极改变与自我相关。成长是心理发展的具体体现,创伤后成长作为心理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更应该是与自我心理建构的改变相关联。如何确认这种与自我相关的心理建构上的改变是PTG研究的关键所在。 迄今为止,PTG研究都依赖于创伤经历者的自我报告。处在创伤应激中的个体极有可能进行自我防御性报告,因此,这种与自我相关的积极改变既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成长报告,也可能是防御策略式的自我增强报告。防御式自我增强报告也有两种:一种是个体采用积极的防御策略导致的自我增强报告,如个体对自我成长的积极寻求和应对创伤的自我效能感体现,这样的个体可能暂时没有实现真正的成长,但潜在的成长可能非常大;另一种是个体采用消极防御策略导致的自我增强报告,如情绪化地否认、贬低当前的困境,夸大自身的能力以缓解当前的应激反应,这样的个体潜在的成长可能就很低。因此,依赖于个体自我报告进行认定的PTG将存在三种可能的情况:真正的成长反映,潜在的成长反映,非理性防御策略反映。现有研究在无法区分这三者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三种结论:第一种是揭示有真正的PTG,第二种是暂时未发现真正的成长但在较长时期内发现真正的PTG,第三种是揭示PTG只是一种自我增强的假象。下面就分析现有研究中出现的这三类情况与观点。 (一) 内衡功能:个体在心理危机后的认知融合 相信PTG是一种真正的心理成长的研究者认为,PTG是个体战胜创伤的结果,是一种自我超越了的心理建构,是对环境的理解、认识与应对的提升(JosephLinley,2006)。Aldwin(1994)曾提出,PTG是一种应对创伤性事件的副产品,而应对不仅有内衡功能(homeostatic function),还具有转换功能(transformational function)。内衡功能即指个体维持内在已有的心理结构与状态的要求,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内在心理上的惯性。内衡功能导致个体产生内衡应对,这种内衡应对则导致个体退回到应对环境的最初水平上,表现为退行的不成熟应对反应。转换功能与内衡功能相反,它描述个体在原有的应对基础上出现一种新的应对改变。这种改变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积极的改变导致PTG,而消极的改变则可能导致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Tedeschi和Calhoun(2004)提出PTG的功能描述模型(functional-descriptive model of PTG)来说明这种创伤后成长的真实存在。在这一模型里,创伤性事件撼动或毁灭了个体心理的一些重大目标或世界观。比如,地震毁掉了美好的家园,夺走了亲人,一辈子追求的幸福目标一下子被毁。此时,灾难直接挑战他们内心的远大目标和信念,而这种挑战导致的应激则启动了一个循环沉思与行为卷入,以降低应激反应。开始这种沉思是自动化而非故意的,它不停地反馈给思维以创伤相关的主题信息。当第一次成功应对(情绪应激被降低)出现时,沉思就进入有意识的过程,个体接下来会充分地利用这种成功的方式来思考灾难后的心理重建。因此,沉思被认为是发展个体PTG的关键因素。 显然,相信PTG是一种真正的成长的观点及理论都十分强调个体内在自我认知上的重构,强调个体的理性沉思在这种积极重构过程中的作用。这种认知重构的观点与当前个体心理发展的认知观相一致。支持PTG是真正成长的研究也揭示创伤后的积极改变是与自我相关的认知结构的改变,如个体发展、人格利益、新的生活优先排序(生活的价值信念)、深刻的意义感、与他人尤其是那些高境界者的关联感等有关(Tedeschi et al.,1996,2004)。 (二) ptg的存 也有研究者提出,PTG只是一种自我知觉到的应对策略,是一种自我增强的评价或是正性错觉(TaylorBrown,1994;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