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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崖事变时期的刘德培 刘德培为乡里闹景的事 咸丰、同治年间，围绕着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和山东省当地农民起义淄川军的领导，有“刘雪田”这个词。他来自淄川以东的纸坊庄。家里有五个兄弟，他排名第二，所以人们称之为“刘二号”。此人家庭贫苦,中过秀才,教过私塾,是农村贫苦的知识分子出身。 在1860年(咸丰十年)前后,河南、山东等省许多州县,爆发了抗纳钱漕的群众斗争,斗争的范围相当广阔,参加的人数极为众多,山东省这年只有“登州一府未报抗粮之案,其余九府二州,钱漕多半抗延。”当时山东全省共有十府二州,十府是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沂州府、济南府、武定府、东昌府、曹州府、兖州府、泰安府,二州是临清州和济宁州。登州府远在海滨,内地农民起义的影响对它比较薄弱,所以未发生抗纳钱漕之案。其它各府州,几乎无一地无之,试以武定府(府治在惠民)为例:“惠民、青城、阳信、海丰、乐陵、商河、霑化、蒲台八县会禀,本年下忙开征,愚民抗欠钱漕,借以肥己,一倡百和,相率效尤。”地处济南府而与青州府的博山、临淄相距不远的淄川县,这时候也和全省其它各地一样,群众性的抗纳钱漕的斗争,正进入它的高潮时期,它的领导人就是秀才刘德培。 淄川抗漕斗争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清廷淄川知县多仁浮收漕米,盘剥农民。当时银价每两不足三千制钱,而漕粮征收,折价竟达四、五千,并且规定漕粮合、勺零数,一律化零为整,按升上交。这使群众大愤,刘德培率领了两千多农民拿着农具,包围了县城,提出“纳米不纳钱”和“破除合、勺成升漕规”口号,进行“闹漕”。刘德培为群众写了告状的呈文,又领着群众围城,于是被捕入狱。知县向上级禀报他谋反,济南知府吴载勋与后来的黄崖事变有关,他是黄崖事变领导人张积中太谷学派的弟子,他当淄川知县时是刘德培的业师,看了多仁的上报,便批驳下来道:“他自己一个人怎么能造反?”不予置理。知县多仁与其刑名师爷商议,把刘解往济南,并授意解差,在中途放他逃走,以了此案。“解差在途中买了酒菜和刘说:‘你所作的事,也是为着老百姓受了累,我们都很同情你,要解到济南去,恐怕凶多吉少,现在咱们喝酒,到半夜你就逃走吧。’就把你放走。” 以中小地主或其知识分子为首,组织农民闹漕,其方式一般具有温和的请愿色彩。这种事件,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华中各省中山东最多,河南和湖北次之。闹漕的结果有二:一种是领导人被收买,农民被出卖,受到清廷镇压,因为领导人原来就是当地的地主豪绅;一种是在全国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和平合法的请愿很快变成非法抗清的武装起义,成为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试看河南联庄会,山东文贤教和长枪会等,差不多都是由团练武装转变而成的,刘德培的起义军也是走的这条路。 刘德培中途逃走后,往临淄参加了李金鳌所领导的团练。李金鳌的团练也是咸丰八年在本县闹漕中发展起来的,他的团练官方不予承认,被称为“黑团”,这支团练实际上成为起义军,他们曾经围攻过临淄县城,焚署抗粮,它的领导人李金鳌是武举。刘假说是廪生,刘德培前往投奔的,正是这样的一支武装,可惜此军存在并不久,后即溃散,李金鳌被清廷捕杀,刘德培只好离开那里,再度逃亡。 刘德培逃到淄川东南乡东坪,和他的朋友贡生司冠平、监生蒲人芷相处在一起。在这里,经过司冠平的介绍,刘与后来领导黄崖事变、死得英勇壮烈的太谷学派领袖张积中结识,张积中这时正从肥城黄崖山迁居于此,以避兵荒马乱,正住在司冠平家里,司为黄崖弟子,官书上说张积中“以星相惑人,谓司冠平有帝王相,与逆深相结约,日后同起事。”可以说,这种会晤对彼此是有影响的,以张积中当时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地位,他是学者、是大知识分子,对刘德培、司冠平这样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会有很大的影响,张积中的抗清思想并非偶然,这是时代的必然性所促成的。 1861年(咸丰十一年),捻军大规模地进入山东腹地远征,张敏行、李成、赵浩然、刘玉渊诸部,曾经几次到达淄川,这对当地农民的斗争,当然有着极大的鼓舞作用。十月,淄川二次发生抗漕斗争,农民群众打进县衙,清知县多仁被吓死,抗漕取得了胜利,刘德培闻讯归来,他可以不必再逃亡,可以以公开的身份在淄川露面了。山东民谣有“漕粮还是亏了刘二哥,我们纳粮才分清了升、合、勺。”这是刘德培正式起义的序幕,起义的群众基础是在两次闹漕斗争中形成的。 1862年(同治元年)春天,在山东全境大起义高潮的推动下,在捻军远征的直接影响下,刘德培和司冠平、蒲人芷等廿余人,在淄川东坪组织团练,称为“信和团”,招兵买马,购置武器,暗中派人和捻军、幅军、盐民军联系,以合法的名义积极扩充力量。他们在地方上审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纠纷案件,打击地主豪绅气焰,支持农民斗争,因而获得群众的拥护。八月九日,刘德培率部进驻淄川县城,他被大家推举为信和团的“总制”(团长),掌握了民团总局,由于力量的扩大,清廷地方官吏成为他的囊中物,政权实际上掌握在他们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