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吏于成龙》的诗与散文.docxVIP

《廉吏于成龙》的诗与散文 去年，我在《戏剧艺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以京剧《廉洁官僚》的文章。（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戏剧创作开始用正剧取代悲剧和喜剧的常见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正剧的“巧妙”与居里的“散文”的批评相对应。换言之，它已经失去了“诗”的性格，减少了“散文”，必须依靠“煽动”、道德理论和演员表演技巧来提供戏剧所需的审美资源。我认为, 当下这种戏剧创作的平庸状态是由政府实际上成为创作的主体, 而艺术家被降格为出租手艺的工匠, 戏剧作品不再是个人咏叹的“诗”, 而被当作宣传和教化的工具造成的。 我的论文发表后, 陈云发先生即以《平庸研究读不懂〈廉吏于成龙〉》为题撰文, 在东方网的“东方评论”版上反驳我对《廉》剧和当下戏剧创作体制的批评。他的这篇网文, 现在加上“评一种对西方文化臣服的戏剧研究”的副标题, 稍作修改, 发表于《戏剧艺术》今年第1期。 我与陈云发先生的分歧主要有四点: 一、他始终没有懂得黑格尔为什么把戏剧称为“诗”, 没有懂得黑格尔向戏剧所要求的“诗”性和我为什么说戏剧应该是个人的“诗”。在这里“诗”的概念超出了他的知识结构所能理解的范围, 如果他不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 他将很难理解这一核心概念, 因此也就很难越过当今文艺管理部门大小公务员的视域, 真正从艺术本体, 而不是从“戏剧工具论”的立场重新考虑他所谈论的问题。希望本文能够对他有所教益。 二、黑格尔说, 正剧通过“削弱和刨平”人物的性格、意志, 从而也“削弱和刨平”了戏剧的深刻冲突, 使得“须通过分裂对立而达到和平结局的冲突双方一开始就不像在悲剧里那样尖锐地对立”, 因此“就很容易”走上煽情(2)、政治与道德宣传(3)、使用巧合与误会等戏剧技巧(4)和依赖表演遮盖文学与思想贫乏(5)的歧途, “越出真正戏剧类型而流于散文”。(6)我认为, 《廉吏于成龙》恰好与黑格尔所批评的这种缺乏“诗”性的平庸“散文”严丝合缝地一一对应着。陈云发先生不承认《廉吏于成龙》“削弱和刨平”了人物的性格、意志和戏剧冲突。他辩解说, 《廉》剧“创作者的聪明和高明之处, 正是在善于运用和推进性格冲突而不是推进事件来完成创作过程”, 这“是追求更高层次的性格冲突方面的成功实践”(7)。 三、我认为当前的戏剧生产体制必须改革, 而改革的核心内容应该是:政府把戏剧创作主体的身份重新还给艺术家个人。陈云发先生批评我提出了一个“概念不清的命题, 也不符合目前戏曲界的现状。”他善良地揣摩我的“初衷”“总不会是要戏曲界脱离现行体制、脱离政府对精神产品的指导、管理, 而完全走‘自由化’道路吧?”(8) 四、陈云发先生批评我“奴性臣服”于“西方文化”, 但我觉得, 至少与陈云发先生相比, 我的学术姿态恰恰格外显得独立而自由, 为“奴”为“臣”, 叩首于地, 因此而看不到学术与真理的蓝天者, 正是陈云发先生本人。 一、 与尚长荣所的“门客”的关系 陈云发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把我称为“游离于戏剧界圈子之外的‘教师爷’”(9)。除了一点可以忽略不计的傲慢和鄙视以外, 他对我的这一身份界定还是符合实际的:我主要是一个做戏剧学术研究和戏剧批评的人, 为了维持学术与批评所不可或缺的独立性与自由的精神, 有必要与身边的戏剧行为发生者 (当代的戏剧生产部门和生产者) 保持足够的距离, 非此, 则一定失去历史的和世界的眼光, 失去学术和批评所需要的“高屋建瓴”。虽然几十年来政府主管部门总是一再训导和号召理论工作者“贴近”与服务于正在进行的“实践”, 但是我的老师陈白尘和董健先生却告诉我们:这种当时“贴近”和“服务”的“理论”与“批评”, 总是被后来的“贴近”和“服务”的“理论”与“批评”所推翻。中国现代戏曲学术的开创者王国维先生早在1905年就号召国内学术界抛开“国家、人种、宗教之见”, 只求一个“真伪”。(10)学术研究与艺术批评之历史的和世界的视域需要足够的“距离”, 而这个“距离”需要足够的专业知识的支撑与填充。我与陈云发先生的身份区别, 就在于与中国当代戏剧“工程”的建设者有无足够的“距离”和有无“撑开”这个“距离”所需要的足够的专业知识。 陈云发先生与他为之辩护的戏剧生产者的密切关系, 可以通过他在文中一再提及“尚长荣先生也多次与我谈起”、“尚长荣多次告诉我”看出。据我所知, 陈云发并非尚先生的艺术同行, 也不是负有“指导、管理”尚先生之责的政府部门公务员, 那么他的身份大概可以推定为“奔走于戏剧界圈子之内的门客”。一位是指手划脚的“教师爷”, 一位是挺身护主的“门客”——我和陈云发先生各占了“身份”的一极。如果有足够的专业知识, 本来“门客”也是可以提升为“朋友”的;尤其是, 对尚先生的艺术我和陈云发一样崇拜, 在我那些令陈云发们厌恶的文章中, 从来没有对尚先生的一句微词。我所批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