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五四回忆.pptx

周有光忆五四“‘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有几个概念，一个是要搞白话文，一个是要爱国，反对帝国主义。这都是老师引导我们。我们每个人拿一面旗子，上面写‘同仇敌忾’几个字，我们都不懂，老师叫我们写就写。我到茶馆去演讲，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我演讲，看不见我的人，我个子长得慢，当时很矮小，一个客人就把我抱了站在桌子上面讲，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 一九一九年，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一年生。　在五四的头几天，我已经告假住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陪着我的二弟为杰--他得了猩红热后，耳部动了手术。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送换洗的衣服，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白旗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黄昏时候又有一个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集起游行的队伍，在街上高呼口号撒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他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　　 第二天我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到学校销了假，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人人站在院子里激昂地面红耳赤地谈话，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被选做了文书。我们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出席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多是些高班的同学，我们只参加文字宣传，鼓动罢课、罢市和对市民宣传。协和女子大学是个教会学校，向来对于当前政治潮流是阻隔着一道厚厚的堤防。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专心听道”，“安心读书”，其余一概不闻不问。但是这次空前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力量，终于把这道堤防冲破了。对于素来不可侵犯的道貌岸然的美籍校长教员们，我们也敢理直气壮地和他们斗争了。我们坚持罢课游行，罢课宣传。　　五四以后，在这伟大的运动里醒起的青年们，有许许多多看清了必须革反动政权的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救国，他们勇敢地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走了百折不挠的艰苦的道路，终于和工农兵在一起把祖国拯救了出来。他们有的光荣地为革命而牺牲了，有的现在在新兴祖国各个岗位上，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另一部分青年，包括我自己，就象一泻千里的洪流中的靠近两岸的一小股，它冲不过河岸的阻力，只挨着岸边和竹头木屑一起慢慢地挪动着……　　毛主席说得好：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兵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五四运动时期，我还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受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受着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们象李大钊同志等人的领导。我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和所受美帝国主义奴化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软弱的本质，都使五四对我的影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以新的文学形式来代替旧的形式这一点。五四过后，我更是“闭关自守”，从简单幼稚的回忆中去找我的创作的源泉，我的脱离群众的生活，使我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作了一个空头的文学家。但是现在我并不难过，只要一息尚存，而且和工农兵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总会感到激动与兴奋。我想，在党领导下，我还可以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学习他们，改造自己，使我能尽我一切的力量，在我自己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人民文学》 1959年第5期 陈荩民五四运动时，我是北京高师学生，二十五岁，曾亲身参加了这一运动，受到深刻的教育。本来，北京的各大学原订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即袁世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以示抗议。但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谈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同时，又得知反动政府要在五月七日进行镇压；因此，五月三日，北京各校学生纷纷在晚间集会，讨论对策。我们高师学生也在校内风雨操场集会，同学刘庆平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大家非常激动。有些同学赶制“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标语；另有些同学赶印传单，以声讨反动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呼吁各界支持这一爱国正义行动；并派出代表到各校联系。五月四日上午，各校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将原订于五月七日的游行示威提前在五月四日下午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