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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 1996年和2004年，新疆的退休人员在扎古鲁克公墓和玉山洋海公墓进行了挖掘和挖掘，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历史上辉煌而落后的一门外国古乐器的真实性。新疆考古工作者发现实物标本之前,有关箜篌这件“神秘”乐器的研究,主要依靠文献和图像等二手资料。古今中外凡论及箜篌的学者,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往往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和新疆鄯善洋海墓地箜篌的出土,不仅让人们第一次亲眼目睹这种古老乐器的原貌,更把这种乐器进入中国的时间向前推进了数百年!也很可能成为解决箜篌研究争议的钥匙。有关箜篌的记载先秦史籍《世本》即已有之,但辑本说法各不相同,且不论“五十弦起于伏羲”之神话色彩的浓重,仅“箜篌,师延所作”(陈其荣本《世本·作篇》)的可信性也因师延的传说而大打折扣。后世各代直到明清,屡见于史书及文学作品中的有关箜篌记述,多袭《史记》、《释名》、《通典》之言,保守的将司马迁《史记》视为箜篌的最早信史记载:“其春,既灭南越,祷祠太一后土……作二十五弦及空侯……”(《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其后的文献中,陆续出现了胡空候、卧箜篌、竖箜篌、竖头箜篌、坎候、凤首箜篌、大箜篌、小箜篌、十四弦、螳螂琴、总稿机、维那、昆拿、费拿、琉璃琴等种种名目。①这些纷繁的名目,往往不明所指,不知所云,以致形成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乐器的混沌解读。 关于箜篌形制,文献中有如下多种描述:“旧说皆如琴制,唐制似瑟而小,其弦有七,用木拨弹之”(《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七·乐考十》)、“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於怀中,用两手齐奏”(《通典·卷一百四十四·乐四》)、“高三尺许,形如半边木梳,黑漆镂花金装画。下有台座,张二十五弦”(《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其一长二尺,腹广七寸,凤首及项长二尺五寸,面饰虺皮,弦一十有四,项有轸,凤首外向;其一顶有绦,轸有鼍首”(《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阔腹,腹下施横木,而加轸二十四,柱头及首,并如凤喙”(《元史·卷七十一·礼乐志》)等等,相似之文不胜枚举。显然,这些描述很难说指的是同一种形制的乐器,皆以箜篌一名以蔽之,自令读者难辨真伪。箜篌称谓和形制描述的混乱,形成研究争议的历史根源。 日本学者关于箜篌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早,并多有专题论著。冈本彰一在《箜篌杂考》中,明确提出“箜篌有亚述式与埃及式两个系统存在”;田边尚雄《关于南仓楼上保存的箜篌》,进一步明确了“正仓院内的箜篌起源于亚述哈卜”;后藤守一则有意识地将箜篌纳入萨克斯乐器分类的“哈卜”之中。林谦三《东亚乐器考》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他在弓弦乐器一章中有关卧箜篌、凤首箜篌、竖箜篌三种形制的界定及其分别渊自中国、印度、亚述的论断,多为中国学者认可和引用。 西方学者站在世界的视角进行了研究,注意到“哈卜分布在以古代东方和印度为中心的亚洲各地”这一问题。尤其是维尔纳·巴赫曼的《图片音乐史》,美索不达米亚卷、古印度卷、古埃及卷中大量真实可靠的原始图像资料,为箜篌的渊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近世学者如Bo Lawergren.博士以量化的形式肯定了箜篌与“哈卜”体系的所属关系。巴洛雷克、巴沙达尔古代竖琴的发掘出土及其相关研究,也为中国的箜篌研究提供了参照和借鉴。 中国学术界有关的专题研究虽起步稍晚,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李玫《箜篌变异形态考辩》和周菁葆《新疆石窟壁画中的乐器》;扬森《敦煌石窟艺术中的箜篌乐器形态简析》、郑汝中《敦煌壁画乐器分类考略》和牛龙菲《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乐器考》,是分别针对新疆地区和甘肃地区箜篌图像资料的代表性专题研究。王子初《且末扎滚鲁克箜篌的形制结构及其复原研究》、王搏《新疆扎滚鲁克箜篌》及何芳《音乐考古的重要发现》,对新疆发掘的且末箜篌实物进行更有针对性的音乐考古学专题研究。在且末箜篌研究缺乏相关文字、图像资料佐以参考之时,新疆鄯善洋海地区出土的3件箜篌,恰与且末箜篌形成了时间和地域上的发展关系,不仅成为新疆箜篌发展演变的关键,也为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 一、 竖琴类乐器主要分类判断 新疆出土箜篌的形制研究以萨克斯和霍恩博斯特尔的“霍-萨”乐器分类法为基础,即根据弦的振动方式为界定标准进行其形制的认定和乐器族属的上溯。箜篌和竖琴,形制结构上都由共鸣箱、琴杆(即弦杆)和弦三部分组成。它们的弦振动都是随着向弦伸展的方向给予伸缩而生成的振动,与其它弦乐器通过固定在琴体上的弦的张力转换成压力而施加在琴体上的振动方式不同。这是认定二者形制一致性的关键。其“弦以某种角度连于音箱之上”的形态特质也与竖琴类乐器完全相符。发掘简报中直接称其为竖琴,这在乐器指向上是相同的。但是箜篌与现代意义的竖琴无论在形制结构还是文化内涵上,都是大相径庭之物。 在“霍-萨”乐器分类体系中,竖琴类乐器可分为两大类,即开放式竖琴(Open harp)和框架式竖琴(Frame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