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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苏轼的故事

说到苏轼和王安石，我们都非常熟悉，他们皆为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门生，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从性格上讲，两人都极有个性，王安石很固执，苏轼是个“大嘴巴”。王安石最爱解字，他曾解“波”字，说波就是水的皮啊。苏轼说那“滑”岂不就是水的骨头？

因此，王安石很烦苏轼，可是苏轼却最爱迎烦而上，没事就问他：“牛比鹿长得壮，鹿比牛跑得快。但为什么三个牛的‘犇’字，意思是跑得快，而三鹿的‘麤’字意思却是粗壮？”

苏轼《治平帖》卷，宋，苏轼书，纸本，行书，纵29.2cm，横45.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作为文学圈同道，王安石和苏轼惺惺相惜，对对方的文采大加赞赏。王安石写的词不多，但一首《桂枝香·金陵怀古》被看成是怀古词的巅峰之作。连苏轼看了之后，都大为赞赏，说王安石真乃野狐精也！

这倒不是说王安石是个狡猾的老狐狸，而是赞叹王安石写词的功力。而王安石对苏轼的文采也是赞不绝口，说苏轼是几百年才出的大人物。

在文学创作上，两人互相欣赏；但作为政治人物，两人观点不合。

王安石推行新法时，苏轼经常上书反对，王安石虽然爱惜苏轼的才华，但也知道不可能把苏轼拉到自己阵营中来。

就这样，这两位名留千古的大师，在群星璀璨的宋代“相爱相杀”，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动人的故事。

01学习

王安石曾先后求学于杜子野、田况等，具有广阔的视野。在给曾巩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自己读书的事情：“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即使研读儒家经典，也总能说出新颖的见解。

在治学方面，他最瞧不起的是董仲舒等汉儒胡乱注解经典，尤其“天人感应”之说更被王安石批评为无稽之谈。

他认为，读书人应该抛开汉儒的误导，大胆地去发现经文的“本意”。要通晓儒家经典的内涵，不能只在儒家经典内部转圈子，而是要摒除门户之见，广读诸子百家的著作，乃至《素问》《本草》等实用之书，才能在学业上真正精进。

对王安石的学习方法，苏轼大为赞赏，认为他在学术上“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王安石《过从帖》纸本行书，26×32.1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02作诗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夏，王安石离开鄞县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越州（今浙江绍兴），登上飞来峰，写下传世名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山上的塔高“千寻”（古以八尺为一寻）。古人常忧浮云蔽日、邪臣蔽贤，但年轻的王安石却写出“不畏”二字，表现了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身在最高层”拔高了诗的意境，表现了放眼长远、高瞻远瞩、俯视一切的豪迈气概。

这首诗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苏轼认为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而王安石则提出相应的对策，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层层迷雾看到事物的本质。

03变法

治平三年，苏轼父亲苏洵去世，他扶送灵柩回四川眉山安葬。守孝三年之后，苏轼回到朝廷已是熙宁二年，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

同年五月，苏轼作《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多录取赞同变法考生的做法；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苏轼将新法比作深夜驾车，周围都是万丈悬崖，而车夫还纵马狂奔，随时会车毁人亡；在《上皇帝书》中，苏轼认为变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过于急功近利；在《再上皇帝书》中，苏轼将变法比作医生在患者身上胡乱试药，不顾病人的生死，他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熙宁四年二月又作洋洋万言《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苏轼的主张可能多属于老生常谈，但他在批判新法时，总结历史、分析时事，纵横捭阖、雄辩滔滔。钱穆先生就指出：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

孙克弘《东坡先生笠屐图》

苏轼指桑骂槐，舞文弄墨，反对新法，甚至一度动摇了宋神宗改革的决心。尽管如此，王安石还是尽量容忍，不想和苏轼计较。

御史谢景温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按照传统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趁此拿下苏轼轻而易举。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

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违背天理，独断朝纲，这已经超出个人恩怨，属于“政治阴招”了，王安石才决心把苏轼赶出朝廷。

在王安石的示意下，熙宁四年四月，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此后，在王安石执政期间的熙宁七年（1074），苏轼还升任密州知州，熙宁九年（1076）又迁徐州知州。

04用人

为推动变法，王安石努力吸收一些有志改革之士参加。例如，熙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条例司首次派遣八人“分往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九月八日，张复礼、李承之又被任命为相度利害官。

对于各地变法的主力——提举常平司官员，虽然选任方式大致有三种，即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