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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不能忽视耕地的作用

耕地资源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资源保障，耕地保护是中国必须优先考虑且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亚洲季风气候条件下，气候变化通过影响粮食产量进而对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政权波动时期就是在降水量大幅下降，粮食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纵观中国风云历史，政权更替都是由于粮食安全无法保障造成的，这已成为规律。即便在盛世唐朝，关乎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粮食问题。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仓廪实而知礼节”、“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等这些历史经验，它们精辟地道出了粮食安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科学如何进步，粮食问题永远是我们最基本的问题。

18亿亩耕地红线要求数量与质量并重。首先，从粮食生产角度来讲，耕地资源与货币、劳动力是粮食生产的三大要素。在经济学家看来，保障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源与货币、劳动力要素完全相同，只是一个数量的概念。因此，耕地资源生产能力的差异往往被他们忽略。然而，从资源角度来看，耕地资源与货币、劳动力要素具有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单位面积耕地资源生产能力具有差异性。耕地资源现实生产能力取决于光照、温度、降水、坡度、土壤、作物品种、灌溉、排水条件和农户的投入积极性等众多因素，而耕地资源是承载这一切要素的空间，失去这个空间，粮食生产就无从谈起。一定数量的耕地资源是粮食安全的最直接保障，所以国家划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

其次，由于我国自然条件差异大，不同区域耕地质量存在宏观差异，同一区域内部耕地质量也有差异，所以耕地的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差异巨大。国土资源部全国农用地（耕地）分等成果表明，我国农用地平均等别为9.80等，低于平均等别的10?15等地占全国农用地评定面积的57%以上，生产能力大于15000千克/公顷的耕地仅占6.09%，农用地等别总体偏低。在目前的18.26亿亩耕地中，约10亿亩是旱地，约8亿亩是水浇地、灌溉水田和菜地;坡度25度以上的近1亿亩，15度以上的3亿亩；有一年三熟的优质高产高效农田，也有三年不下一滴雨的耕地；有草帽田，也有不适合牛耕、只能人耕的天梯田；从滨海区域到3100米海拔的青藏高原都有耕地分布；差地三亩养一人，而高产田一亩养三人。正是基于此，国家又通过设定15.6亿亩基本农田，对耕地质量进行保护。

总的来讲，不仅要对优质耕地进行保护，还要进行建设，只有如此，才能为粮食生产提供最重要、最坚实和最基础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18亿亩耕地红线是要求数量与质量并举的红线。

18亿亩耕地红线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不确定性影响的保障。全国农用地（耕地）分等成果显示，我国耕地分布集中性特征显著，局部的耕地资源与水热资源匹配度低，耕地资源与生态要素存在空间互补性。相同的自然条件变化可能对不同区域的耕地质量存在不同影响，因而使得耕地质量稳定性存在空间互补性，从整体上保障了粮食安全。然而，全球气候变化异常，会加剧耕地资源生产能力的波动，导致优质耕地资源生产能力出现巨大波动。例如，全球气候变暖对东北、华北耕地资源生产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对新疆、青海等地却产生短期的有利影响。另外，紧紧依靠几个区域和部分优质耕地资源无法保障我国耕地资源安全。因此，耕地资源空间分布的特殊性，决定了粮食安全不仅要有15.6亿亩基本农田的保护，还要有耕地数量的保护。只有确定18亿亩耕地落实到不同区域，才能有效地支撑粮食生产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波动性的不利影响、全国范围内粮食安全保护策略的有效实施。

18亿亩耕地红线是应对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资源本底。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的陆地生态系统可以吸纳大约全国27%?38%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耕地资源具有极高的固碳潜力，可以有效调控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这个意义上讲，18亿亩耕地资源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有利资源，是可以进行管理和调控的固碳资源，而且潜力巨大。

问题二：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的关系

未来作物单产提高存在极限，靠高投入带来的提高需付出环境代价。国家层面的粮食产量增加取决于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具体作物的粮食产量，因此，粮食总产量取决于两个要素：播种面积和作物单产水平。

应当承认，全球农业革命使作物单产大大增加。据研究，世界绿色革命使全球粮食单产从1970年的1770千克/公顷增加到2000年的3060千克/公顷。我国近30年来的作物单产增加，也得益于作物品种改良、土壤改良、施肥技术等农业科技进步的支撑作用。当前，为了继续保持农业革命的成效，人们又将更多期望放在了基因育种等现代农业技术上，然而这些技术进步的实施必须依靠高质量的农田作为支撑，遗传基因控制技术和现代农业精确农业技术只有在光、热、水、土资源保障的优质耕地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