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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综述

（一）关于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综述

实际上，金融生态反映的是金融的不同因素在与外部环境相互对抗和限制的价值关系，但最后总是相互依存的。自金融生态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逐渐开始对金融生态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在金融生态概念的看法上。周小川最早提出金融生态理论且没有定义详细的概念，他表示法律制度等金融外部环境的改善将促进金融系统的改革与发展。同时指出，要改善金融生态环境，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韩平认为，金融生态结合了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各个影响因素，即包括外部因素，如政治、经济、法律等，也包括内部因素，如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

在金融生态提出后，国内学术界对相关理论的研究也快速展开。徐诺金（2005）将金融生态与金融生态环境拆开对待。他认为各种类型的金融生态都将形成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且都是动态平衡的系统；而金融生态环境则是指作用和影响金融生态的外在环境条件。他还认为金融生态的结构特征其实与自然生态相似，在完善自身秩序和结构的同时，还具有部分自我调节功能[1]。李扬（2005）明确指出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金融生态环境是指政治经济、法律法规、社会信用等因素，金融生态系统则是由金融市场、政府、家庭、监管机构等构成的群落及其赖以形成的金融生态环境所共同形成的系统，而这个系统是动态平衡的[2]。杨淑娟（2014）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涵盖了人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建设，甚至可能影响区域政治法律的发展[3]。

另一方面，在对金融生态环境水平评价的研究上，魏楠（2018）对兰州市2010-2016年金融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综合测评，选取包括经济基础、行政环境、金融资源水平、法制环境及信用环境等5个目标层15个准则层27项指标层构建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在逐年上升的结论。并根据与南、中、西部地区的对比结果，发现兰州市在经济发展与信用建设方面较弱[4]。杨书皓（2019）构建了包括经济发展、金融发展、行政环境、法制环境及信用环境等5个目标层、12个准则层和21项指标层的评价体系，来评价2010-2016年庆阳市金融生态环境质量。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数据进行纵向分析，并与同时段的兰州市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进行横向比较分析[5]。蒋雁峰（2018）构建了以经济基础环境、金融运行环境政策环境及社会环境为二级指标，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额、金融机构存贷比、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及卫生技术人员数在内的14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之后通过因子分析法对云南省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并将结果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得出云南省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势与不足[6]。吴祥佑、陈良华（2015）以福建省金融生态环境质量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法来评价福建省金融生态环境质量，根据实证指标的方差贡献率结合福建省实际情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表明加速经济增长、改善信用环境是提高福建省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举措[7]。

（二）关于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国内外关于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研究综述主要包括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而金融生态所涉及的问题大多是中国特有，国外相关文献相对较少。国外学者更多的是从金融中介、金融功能、金融体系等角度来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形成了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结构等三个理论派别。

林欣（2016）通过对全国1994-2012年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的提高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能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8]。张硕（2020）以内蒙古自治区为对象进行研究，选取1998-2018年数据对二者关系进行动态考察，最终得出结论：金融生态环境对自治区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较弱，不能明显刺激经济增长，但自治区经济增长对金融生态环境水平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9]。

而利欣（2016）认为金融生态环境作为金融业的外部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优质的金融生态环境能有效进行资金分配、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及社会地位，经济增长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经济支持，二者相互作用、统筹发展[10]。薛瑞（2019）在对天津市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中表示有效、优质且稳定的经济增长对金融生态环境具有优化作用，金融生态环境在较大程度上能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二者相辅相成[11]。ZhangYun,XuDi-long（2017）表示，为解决我国金融结构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平等和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有必要通过调整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内在因素来优化我国金融生态环境[12]。QianYe,ChunlinCheng（2019）将环境效应纳入技术创新体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生态环境及其构成要素能够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效率，要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