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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嘉耶夫论果戈理

自格戈尔在俄罗斯成立以来，他的批评基本上有三种模式。首先是人们熟悉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一模式在19世纪以主流话语的姿态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苏联时期又占据统治地位数十年。其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一批另一取向的知识人从思想与宗教深度重新阐释果戈理的宗教哲学批评模式。这一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再一次成为热潮。其三,进入20世纪后,人们以各种现代或后现代的新文学批评的手段对果戈理的艺术风格所做的“纯文学”式的再评价。

在我国,20世纪初对果戈理的最初接受中,在梁启超、鲁迅、田汉、耿济之、郑振铎、蒋光慈、瞿秋白、胡愈之、沈雁冰等人的眼里,对果戈理的基本定位是:“自然派”作家,客观描写和批判现实的创作特色,“为人生”的创作宗旨,“支配社会之力”的创作效果,深刻的心理描写、“含泪的笑”、“几乎无事的悲剧”等美学特征。他们充分肯定了果戈理创作的社会意义,以及他对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大潮的最终形成的巨大作用。研究者认为,20世纪初期对果戈理的这一定位“与果戈理的文学地位和创作特色基本相符”(40),这些是果戈理的“最基本的信息”(42)。也就是说,即便是到了21世纪初,我们依然认同果戈理是“现实主义”作家,而且,对“现实主义”的内涵的基本界定是对社会黑暗的揭露、讽刺、鞭挞。

在三四十年代对果戈理的接受中,出现过泛道德化和简单拔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