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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略西戎传》辨误

一、开其道

法人沙耀撰写了《魏略西荣传》的文本证明，冯成军将其翻译成中文。开头的一段是这样记录的。

前者错在何处?错在标点者将文中的四个“道”字,都理解为一个意思,即道路之“道”了。其实道路之“道”只有两个,这就是“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之“道”。另外两个“道”字,即“汉初开其道”。“于今有二十道”之“道”,意乃行政建置,相当于县。《汉旧仪》说:“内郡为县,三边为道。”《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后汉书·百官志》说:“凡县主蛮夷曰道。”出土秦简之《语书》载,始皇二十年(前227),南郡(今湖北江陵)守腾称所属为县、为道。可见,秦及两汉均称有少数民族居住的缘边地区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单位为道。西域地处缘边,且居民主要为少数民族,故而称道。《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失载此事,故而后人一般对之不甚了然。《魏略·西戎传》指明此点,对两汉西域史也是个补充。

二、阿勒泰山附加山

冯承钧先生译法人沙畹著《西突厥史料·西突厥史略》称,据希腊史家弥南(Menadre)报导,公元五六八年(北周天和三年)东罗马派使臣Zemarque至西突厥可汗Dizabou(室点密)庭,庭在Ektag山中。弥南解释说:“此言金山”。五七六年(北周建德五年)东罗马使臣Valetin使西突厥,时室点密已死,至其子Tardou(达头)可汗庭,庭在Ektal山中。弥南又解释说,Ектаl意为金。沙畹认为,“盖,即之讹译,此言白山,而非金山”;“似应作而其中即含有突厥语tag(此言山)之意也”。有人认为,既然弥南释Ektag或Ektal作金山,那末其山就应当是指阿勒泰山。沙畹不同意这种见解,并引用大量的汉文资料以证明那指的就是天山。沙畹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解释清楚白山即天山为什么可以释作金山。

按突厥自建立汗国时起,“可汗建廷于都斤山,牙门树金狼头,坐常东响。”(《新唐书·突厥传》)因而人们就很自然地称突厥可汗建牙之山,为金牙山。唐高宗永隆(680—681)中,降唐的阿史那厥伏念反叛,“屯于金牙山”。(《旧唐书·程务挺传》)西突厥也有这一传统。西突可汗阿史那贺鲁建牙于双河,讨伐他的苏定方军至双河,“距贺鲁牙二百里,阵而行,抵金牙山”。(《新唐书·西突厥传》)室点密、达头的建牙之所,未见于汉文记载;但在他们之后的西突厥可汗的建廷之所,汉文大多有着明确的记载,较早的有“龟兹北,其地名鹰娑”,有“龟兹北三弥山”。又,《新唐书·龟兹传》说:龟兹“北依阿羯田山,亦曰白山”,这与弥南所记西突厥可汗廷所在地完全相符。所以,以白山为金山者,实即指白山中之金山,金山又只不过是金牙山之简称而已。

三、以阳巴勒噶逊为麻黄之所

法人伯希和曾经断定,出于敦煌塞语文书中之Yirrumcimni就是唐之轮台,今之乌鲁木齐(Urumci)(《塞语中之若干西域地名》,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我国的突厥语专家耿世民同志亦同我谈过,今之乌鲁木齐很可能就是唐轮台的音变。后读清人阿克敦文集《德荫堂集》,方知他就以肯定的语气说出了类似的意见。

阿克敦生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满洲贵族,雍正十二年(1734)八月第一次出使准噶尔,十三年三月返回。乾隆三年(1738)正月第二次出使准噶尔,当年十二月返回。他的旅行路线大致是出嘉峪关,经哈密,到巴里坤,再沿天山北麓,经乌鲁木齐,越果子沟,至伊犁。他著有《奉使西域集》,其中有吟咏乌鲁木齐诗两首,一曰《宿乌鲁木齐》:

二曰《再用前韵》:

要说明的是:第一,所谓“虏”、“番”乃是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诬称;第二,所谓“阳关”乃出于误会,实指玛纳斯河东一名阳巴里的古城。此为突厥语,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有意为新城。元作仰吉八里。《海屯行纪》作An-,《西域图志》、《西域水道记》作阳巴勒噶逊。“阳”仍突厥语原音,“巴勒噶逊”乃蒙古语城之意。这里把它当作阳关,乃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不过误以阳巴勒噶逊为阳关的并非始于阿克敦,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就说过,准噶尔策妄阿剌布坦境内有阳关(《清实录》康熙朝卷二七四)。第三,“万山高耸一峰明”句自注云:“一峰独出众峰之上,数百里外见之,蒙古呼为博格大”。“博格大”即博格达峰,这就非常准确地指明了乌鲁木齐的地理位置。

关于乌鲁木齐与轮台的关系,第一首诗题目自注云:“汉之轮台也。”第二首诗第三句下自注云:“乌鲁木齐者番语种稻之所,因以名城。乌鲁木齐以番音切之,则得轮字”。这里所说的“汉轮台”显然也错了,汉轮台在天山之南,这在今天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有趣的是,阿克敦在这里从语言学角度,揭示出了乌鲁木齐与轮台的联系,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于“种稻之所”的解释,那就是牵强附会之词了,因为唐轮台之名,乃渊源于汉轮台,汉轮台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