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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大腐败案2002年以来的一些典型案例

拉美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问题之一，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最近几年内,拉美国家所曝光的腐败案件之多,涉案金额之巨,主犯官职之高,均可堪称为世界之最。以下仅列举2002年以来拉美国家的几例典型的大腐败案件:

1、2002年初,巴拿马最大的政党民主革命党(在野党)议员卡洛斯·阿福揭露包括本党主席埃雷拉在内的一批议员在议会私分赃款,此款项为科隆物资交流中心项目的承包公司圣洛伦索财团给议会批准该项目的“好处费”。涉案金额高达600万美元,其中执政党议员分得400万美元,反对党议员瓜分了剩余的200万美元,而民主革命党主席埃雷拉分得15万美元。

2、2003年12月,尼加拉瓜前总统阿莱曼因腐败、诈骗、盗用公款等罪行被判处20年监禁,根据尼加拉瓜法庭的材料,阿莱曼在1997年1月至2002年1月担任尼加拉瓜总统期间,为本党竞选非法挪用1亿美元公款,导致国库亏空。

3、2004年2月,巴西《时代》网站公开了总统府议会事务执行秘书瓦尔多米洛·迪尼斯在2002年非法谋取1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的录像带,贿选丑闻曝光后,迪尼斯被迅速解职。

4、2004年1月,危地马拉前总统阿丰索、前副总统雷耶斯以及另外4名合伙人接受司法调查,他们被指控将数百万美元的政府公款私存在自己在巴拿马银行账户下。

5、2004年3月,一家墨西哥电视台播放了墨西哥城财政局长、民主革命党人古斯塔沃·庞塞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进行豪赌的录像。不久,另一家电视台又播放了墨西哥城市议会民主革命党领导人雷涅·贝哈拉诺收受钱财的录像。

6、2004年4月,阿根廷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省长梅塞德斯·阿拉贡内斯及其丈夫卡洛斯·胡安内斯(前省长)因被指控涉嫌腐败、滥用职权和谋杀罪而被捕。

7、2005年5月开始,巴西执政联盟内部爆出系列腐败丑闻,包括有着“部长中的部长”之称的民事主管部长迪尔塞乌、劳工党秘书长佩雷拉、劳工党主席热诺伊诺、巴西众议长塞韦里诺·卡瓦尔坎蒂等多名政府高官相继辞职,巴西总统卢拉也因其连带责任一度面临弹劾的尴尬局面。

研究腐败问题的著名专家、兰德公司研究生院院长RobertKlitgaard在2004年发表的《反腐败的成功与失败》的一文中曾就“一般性腐败”和“制度性腐败”做出了明确的分辨:“一般性腐败”基本以个案形式存在,不会得到广泛的蔓延,且能通过诸如司法、审计、监督等反腐败手段得到控制;“制度性腐败”则具有非常强的“传染性”,并且这种类型的腐败由许多机构性腐败和系统性腐败交织而成,反腐败措施则由于腐败渗入政府机构内部而失效。无疑,拉美国家的腐败就是属于“制度性腐败”之列,“整体腐败”已成为了拉美地区“政治环境”的代名词。笔者认为,造成拉美地区“制度性腐败”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部门是腐败毒瘤的最容易进攻的环节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拉美国家公务员制度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过渡,虽然国家通过立法和改革对制度的转型加以规范,但公共部门仍然是腐败毒瘤最容易攻破的环节。在近几年中,拉美国家为打击公共部门腐败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公务员法、行政诉讼法、增强公共部门之间的协调、电子采购、电子政务,等等,但距离真正透明、有效的公务员制度仍有很远的距离。

二、法律无自相矛盾性

尽管许多拉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监察机构,但普遍存在着法规陈旧,且缺乏系统性的现象,此外,拉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当混乱,同一法律不同条文甚至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这势必增加了执法的困难,从而滋生了钻法律空子的行为。另外,拉美国家还存在着政府机构职能混乱的局面。一方面,一些新设立的反腐机构缺乏真正的监督权力,不少机构形同虚设;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官僚障碍,从而为行贿受贿提供了机会。例如,阿根廷的反腐办公室权限十分有限,只有监督国家公共管理的功能,而不能监督政府、司法和立法部门,并且其负责人的任命和撤销均受制于其所检查的行政部门,这样它的监察作用大打折扣。

三、办理有效证件

多数拉美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办事作风,国内外投资者为获得进口和出口许可证、建筑许可证、身份证、出生证、驾驶证等有效证件,往往需要通过大量官僚关卡。以巴西为例,办理农产品卫生许可证手续时间长达1年,办理进口食品原产地包装注册手续时间长达7个月,办理药品等注册时间则更长。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不仅使得国内外投资者望而却步,而且为贪污腐败创造了条件。

四、有比较大的权力

在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中,立法机构大都缺乏独立性,缺乏执行法律的强制力,而行政部门一般拥有比较大的权力,虽然有些国家设置了独立的反腐机构,但其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