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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槟榔经济的历史考察

一、槟榔消费需求的历史变迁

古籍很早就有关于槟榔的记载。东汉·杨孚在《异物志》对槟榔有如下描述：“槟榔若荀生竿，种之精硬，引茎直上，不生枝叶，……因拆裂出若黍穗，无花而为实，大如桃李，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硬如干枣，以扶留叶、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去虫消谷，饮啖设为口实”；又说：“槟榔可以忘忧”。(1)可见当时人们对槟榔的栽培和效用有了一定的认识。槟榔作为一种热带植物，古人早就认识到“其性不耐霜，不得北植”，“越徐闻则不宜”，“唯海南地暖，土产最宜”。由此可见，将槟榔开发为一种栽培植物，海南岛原始居民应是最早的实践者。

在古代，人们对槟榔的认识主要是防治疾病的效用，尤其是“槟榔除瘴说”更是医者认同。古籍上凡提及槟榔，均指明其：“辟膻、消食、去虫、除瘴”之药效。晋代陶弘景《名医别录》记载：槟榔，“气味辛温无毒，主治消谷，逐水除痰，杀三虫，伏尸寸白”。唐刘恂在《岭表录异》记述：“两广地热，食槟榔用以怯瘴疠”；宋代朱熹指出：“槟榔收得为祛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槟榔可以“活泻痢，重心腹诸痛，大小便气秘，气喘急，疗诸疟，御瘴疠。”他还列举了槟榔的附方旧十三条，新增十三条，共二十六方，主治痰涎为害等二十六症。(2)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宋代，关于槟榔消费的记述已明显侧重于嗜好品的享用特征。当时海南人已习惯将槟榔当作嗜好品咀嚼，甚至有“以槟榔为命”之说：“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有人甚至用溢美之词来称赞其特殊功能：“一曰醒能使之醉，二曰醉能使之醒，三曰饥能使之饱，四曰饱能使之饥”。槟榔的一般食法是：用萎叶（也称扶留）合贝壳灰（也称古贲灰）同嚼。初嚼时味甘而微涩辣，继而便脸热面红，如同喝酒抽烟之后的感觉，即所谓“两颊红渐增妩媚，谁知侬是醉槟榔”。苏东坡当年被贬海南客居儋州，当地人见面就以槟榔来招待他，他在《食槟榔》诗中写道：“北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着齿随亦苦。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3)如果说，苏东坡对食槟榔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感觉，那么，屈大均的体会则是妙不可言：“入口则甘浆洋溢，香气薰蒸。在寒而暖，方醉而醒。既红潮以晕颊，亦珠汗而微滋。真可以洗炎天之烟瘴，除远道之渴饥。”(4)

从周去非《岭外代答》的记述，可知宋代槟榔消费的区域，已从岭南扩展到大陆东南和西南，周去非写道：“自福建下四川舆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惟以槟榔为礼。其法，昔刂而瓜分之，水调蚬灰一铢许于蒌叶上，裹槟榔咀嚼，先吐赤水一口，而后啖其余汁。少焉，面脸潮红。无蚬灰处，只用石灰；无篓叶处，只用篓藤。”(5)宋代，岭南地区的槟榔消费，以广州人花钱最多：“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5)享用也最为讲究，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周去非这样描写：“(食槟榔)唯广州为甚，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吃饭，唯嗜槟榔。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昼则就盘更啖，夜则置盘枕旁，觉即啖之。”(5)广州人还别出心裁，发明了一种加香“吃法”：“又加丁香、桂花、三赖子诸香药，谓之香药槟榔。”因此，外地人嘲笑广人说：“路上行人口似羊。言以蒌叶杂咀，终日噍饲也，曲尽啖槟榔之状矣。”(5)外地人话是这么说，但来穗一年半载之后，“则不可一日无此君矣”。由于食槟榔之风盛行，连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侨民也嗜好成习。宋人庄绰在《鸡肋编》记述：“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家家以篾为门，人食槟榔，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尽篾门。”(6)为了方便取食，时人还设计制作了一种随身携带的槟榔盒，里面分三格：一格装蒌灰，一格置蒌叶，一格放槟榔。这种盒子用银或锡制成，精雕细刻，主人爱护备至，甚至成为身份的象征。

粤人嗜吃槟榔的习惯，延续至明清时代更上升为一种时尚的高消费。丘浚在《赠五羊太守》诗中，有“阶下腥臊堆蚬子，口中脓血吐槟榔”之描写。明人王士性在其著作《广志泽》中说：“俗好以萎叶嚼槟榔，盖无地无时，亦无尊长，亦无宾客，亦无官府，在前皆任意食之。”明人叶权在《游岭南记》中记述：潮州人以口红齿赤为富贵子，盖槟榔不离口也；在广州城中，不时看到少年英俊的公子哥儿束金带、跨骏马，在行进的途中仍不停地咀嚼着槟榔。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形容说：“粤人最重槟榔”，“日食槟榔口不空”。(4)据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所载，到了清朝，连北京人也嗜好起槟榔来了。他们吃的是一种晒干了的槟榔，“杂砂仁豆蔻，贮荷包中，竟日细嚼，唇摇齿转。”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六十四回中也有这样的描写：“贾琏因见二姐儿手里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带来了，妹妹有槟榔，尝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贾琏便笑着欲近身来拿……”。可见，吃槟榔作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