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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忧虑》看王晓春先生的淑女形象

最近，我在王晓春的小说《女乞丐王》中写了一篇文章，并写了自己的感受。这部小说近20万言,是以女主人公匡佳玲悲惨而坎坷的遭遇为线索展开的。大致情节是说,民国17年的一个风雨之夜,东北某县绅士匡某遭到土匪洗劫,全家惨死,只有其长女匡佳玲被劫持卖到妓院。七天后被乞丐王陶大成赎出,做了其三姨太。她在乞丐王府中身受大太太、二姨太及乞丐王内侄王力今等人的欺凌、侮辱,但不屈不挠,敢于斗争,勇于斗争。最后凭借其智勇,在乞丐王过世之际,击败了对手王力今,成为第七代乞丐王。然后整顿了乞丐队伍内部组织与纪律并报了家仇。这同时,偶遇数年前订亲的情人石俊,在不知如何处理二人关系的彷徨中,由于石俊父母的反对,二人未能结成眷属,伤心之余,看破红尘,出家为尼。

乞丐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现象,古今中外,无不存在。之所以说特殊,因为他们与社会普通人不同,是处于社会最底层、最受歧视之人;之所以说复杂,因为这一群体中人,良莠不齐,好坏羼杂。但在旧社会中,他们的存在,却折射出社会的最大不公与黑暗,也反映了社会存在的一种无可救药的痼疾。正因为他们无所不在,而文学又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样,他们能够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也就不足为怪。当然,对他们的反映,有的作品是采取否定的态度,作为反面形象予以丑化和嘲讽;有的作品是采取肯定的态度,作为正面形象予以颂扬和讴歌。以后者为例,法国作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可称为典型,而我国金庸《射雕英雄传》中丐帮的扶危济困、侠肝义胆,更是人所共知。

与上述大贬、大褒两种态度不同,王晓春先生这部小说,对乞丐集团的描写则是独具特色。

首先,晓春先生对乞丐集团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描写,与其他有关著述泛泛描写不同。这部小说在描写匡佳玲悲惨而坎坷的遭遇的同时,又详尽地展示了旧社会东北某地乞丐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森严的等级制度与罚则、不平等的分配制度及其与官府、商会的勾结,还有在社会上招摇撞骗的无赖行径、敛财聚资的无耻手段等。他指出“乞丐王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凡属他统管的乞丐都必须绝对服从其管教,严格遵守其清规戒律。如有违抗及触犯者,轻则挨一顿帅鞭,重则打个半死逐出府门”。“乞丐府划归县商会管辖。乞丐王每月编一次乞丐花名册,到县商会领取秫米,每人每月一斗”。其实这些秫米乞丐们丝毫没有得到,“几乎全部被乞丐王占有”。以上是其内部组织、等级制度、分配制度。此外,“乞丐王有权到县里各家赌场去抽头”,还承担着代富家大户“索钱要债的差事”,致使“许多人都被逼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县中凡有商户店家开张营业,乞丐王便登门收取‘贡金’”,以息事宁人。富贵大家“每逢置办红白喜事,都要讨来乞丐王的帅鞭高挂在大门之上,用以阻止乞丐拥到门前讨要而显得不雅观”,事后要付给乞丐王“弹压”酬金。此外他还拥有一妻二妾及丫环,过着荒淫的生活。总之,“乞丐王凭借其独特的地位和身份,四处聚资,八方敛财,路子广阔,招数繁多,手段玄妙,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本书对乞丐集团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描写,可称是同类作品中的典型之作。作者笔下的这种乞丐王府,其实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这种现实主义的描写,具有深刻的认识作用,使广大读者通过这一“王府”认识到当时整个社会的黑暗与残酷。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褒贬交施,肯定与否定并存的评价,与其他有关作品那种完全否定或完全肯定不同。过去以乞丐为素材的小说,对乞丐所持的态度,或完全否定,或全面肯定,贬则贬之入地,褒则褒之上天。与之相反,《女乞丐王》则是既褒既贬,亦贬亦褒,否定的同时又有肯定。在本书的前部分,作者以大量笔墨介绍与揭露了乞丐王府的阴暗面与倾轧斗争及其与官府的勾结,敛财聚资的不择手段等,这实质是对乞丐集团的否定。但是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此,又进一步借助匡佳玲这一人物形象及其行事,对该乞丐集团给予了某些肯定。当匡佳玲凭借智勇战胜对手,并成为第七代乞丐王后,对内部进行了整顿。一方面整顿了内部组织,先将不易管束的原有数十名男乞丐全部遣散,每人发给他们一些费用,命他们去另寻出路。接着又收养了五十余名四处流浪乞讨的女乞丐,规定她们每周仅抽出两日出外乞讨,其他五日则是组织她们在乞丐府里打袼褙,然后出售给鞋铺与百姓,借以锻炼她们自食其力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又整顿纪律,违者严惩。乞丐王陶大成染上鸦片烟瘾的不成器的儿子陶勇,因不听管教,拒绝戒烟,受到匡佳玲的严厉惩处。招收了女乞丐后,匡佳玲立刻“把乞丐应遵守的清规戒律详详细细地向这些女乞丐作了讲解”。不久,有两名女乞丐在乞讨时,曾经跪在一名施主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