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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的“大业”时代

公元604年七月，杨广（569—618）如愿以偿，在他父亲隋文帝崩驾之后，顺利登基，历史上称其为“隋炀帝”。隋炀帝在位共14年，大体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前期即大业七年（611）以前，是他意气风发、勃勃作为的时期；后面七年，即从大业八年开始，杨广连续三次发兵远征高句丽，陷入战争的泥淖，其后在席卷全国的动乱风暴中，他无可奈何地龟缩在江都，每天过着纸醉金迷的颓废生活，终使自己于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被身边的禁军所杀，死在扬州。他的坟墓几年前在扬州被发现。

一、意气风发的杨广

仁寿四年（604）十月，隋文帝下葬完毕，炀帝杨广就下诏，除去妇人及奴婢、部曲的苛税，男子22岁成丁。关于这个诏书，史家历来有不同的解读，大体来说，应该是减轻了这些人的负担。妇人不交课税了，奴婢不交课税了，部曲不交课税了，男子推迟成丁年龄，通常男子成丁是在20岁、21岁，22岁算是比较晚的，成丁晚，意味着负担赋役的时间就晚。我想这个政策，总体上说应该还是减轻百姓负担的一个政策。

隋炀帝继位以后，还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方面的改革。唐代三省六部制的诸多内部体制和机制的调整，是隋炀帝时期完成的。比如说殿中省的改组，使它成为一个纯粹的皇家侍从机构，把一些宫官和朝官的职能，做了更清楚的厘定。炀帝的官制改革还为唐代执事（职事）官和散官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即掌握实权的职事官和表达特权的散官（身份）分为二途，这是秦汉以来官制演变的重大成果。

设立进士科。隋文帝开始分科选人，隋炀帝增加了进士科，进士科跟汉朝的察举征辟制最大的区别，一是考试形式比较程式化，有利于选人标准的客观性；二是对考生的要求，于策论之外增加了文学的分量，减少了背诵的分量。唐朝的科舉就是在隋炀帝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完善的。宋朝以后的科举，考试更加规范化，更加客观了。

从隋文帝到隋炀帝，还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就是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这个加强的具体措施，是以官吏的任命和考核为中心的。《资治通鉴》和《隋书》记载了吏部尚书牛弘跟学者刘炫的一段对话。牛弘问道，《周官》所载，古时候职官构成，士多而府史少，也就是官多而吏少，府史是吏，指从事助理、文秘工作的人。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官府配置的令史百倍于前，如果减少这些文秘人员，事情就做不成，这是为什么呢？

刘炫回答说，这是因为古今的治理机制不一样。古人委任责成，年终考核，经办的文案无需一次次核校，文牍也不那么繁杂，从事文秘工作的令史，仅仅登录事件、掌管要目而已。现在可不一样了，官府搞文牍主义，卷宗文簿一摞一摞的，总是担忧这件事不符合规范，那件事不符合制度，繁文缛节，弄得每一步都程序谨严，有一点不严密的话，麻烦就大了，甚至要到万里之外去追踪百年前的旧案。如此，文秘的工作自然就忙啊。俗话说“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就是这个原因。

牛弘又问，魏、齐之时，这些文秘人员的工作也很从容，可是现在特别忙碌，不遑宁处，这又是为什么呢？刘炫回答说，那个时候州郡的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命，县里只有县令是中央任命的，其他的僚佐都由这些主要官员自行辟署，按照要求聘任。受诏赴任的，一个州里不过数人而已。现在不一样了，“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大大小小的官，都由吏部来任命，官员的所有行为，都要由中央的考功司来考核，所以事儿多。事儿一多，那怎么能省官呢？牛弘虽然知道刘炫的话是对的，但是也不能采纳。

牛弘与刘炫的这段对话很有名。它告诉我们，从周、隋开始，官吏管理制度更加严密、苛细了。第一个变化，以往是目标管理，现在则强调的是过程管理。《周官》的记载姑且勿论，汉魏以来，地方官的权力比较独立，总的管理原则是委任责臣，岁终考核，程序比较简单。现在管理程序变得复杂起来，每一个行政作为，必须有很多的步骤，有很繁密的文书来考核，来审查，来管理。哪一步不严密，出了问题，就要追责。过程管理就要规范负责人，防止出漏洞，因此程序繁琐。第二个变化，过去中央只是任命主要干部，幕僚由长官自己选任。现在是州（郡）县官员，都要由中央任命。既然官员由吏部任命，就要知道他的功过事迹，于是，考功司需要考察其政绩，事情自然就忙了。这两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到隋朝的时候，中国的官僚体制更加严密了，更加规范了，更加繁琐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也更加具体了。

隋炀帝在大业年间的作为，最为人所关注的，是大型工程的建设。

有人跟隋炀帝讲，陛下是木命，雍州五行属金，破木之冲，对您不利，有传言说，“修治洛阳还晋家”。洛阳是西晋的首都，杨广在当太子之前，被封为晋王。杨广听信了这句话，决定重建东都洛阳。其实，东都的修建，是因为“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为的是解决大统一政权的巩固问题。

604年十月，杨广到了洛阳，封其长子杨昭为晋王，留守长安。隋炀帝常住洛阳，在长安待的时间大约不到两年。洛阳宫的修建，工程浩大，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