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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江都诗歌风格演变

隋炀帝这一谥号是李唐王朝所封，“炀”包含了好色荒淫、背信弃义、天理不容等意，因此隋炀帝成为历代君王的反面教材，备受谴责。“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游人闲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断杀肠”(《汴河怀古》)，杜牧批判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巡幸游玩，导致国破家亡，这代表了历代文人对隋炀帝的主流态度。在“知人论世”和“文如其人”等观念和批评方法的影响下，隋炀帝政治上的失败掩盖了他在诗坛上的光芒，但也有眼光独到的学者看到隋炀帝的闪光点，郑振铎称他“虽是北人，所作却可雄视南士。薛、卢之流，自然更不易与他追踪逐北”[1]。

目前对隋炀帝诗歌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论述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中的重要地位，如《试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2]，探究隋炀帝对江左文化的吸收，并在创作实践中呈现兼容江左与关陇的发展方向；第二，结合炀帝的文化政策，探析隋炀帝诗歌与文化政策的地位，如《隋炀帝文化政策与文学实践的研究》[3]；第三，选取具体作品，或着眼于诗歌体裁、题材研究隋炀帝诗歌的艺术手法及美感，评价隋炀帝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如《隋炀帝的诗歌创作》[4]。不难发现，研究者大多结合文学史与文化史，将隋炀帝诗歌放置在整个诗歌史中考察并评定地位，以炀帝诗歌艺术特色和历史作用为焦点，尤其是将他定位为南北文化沟通融合的桥梁，而忽略了炀帝诗歌风格的演变及原因。

在诸多关于隋代诗歌或隋炀帝诗歌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中，有张玉璞的《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与杨金梅的《隋代诗歌研究》涉及隋炀帝诗歌风格演变问题。张玉璞认为隋炀帝即位后的诗风由“轻侧”转向“典则”“雅正”[5]；而杨金梅认为隋炀帝即位后，对声色、物欲的过度追求导致其诗风带有轻佻、艳冶的倾向[6]。二者所持观点截然相反。张玉璞所持观点依据有二：第一，以《隋书·文学传序》所载“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7]1730为理论依据，并以《拟饮马长城窟行》《冬至受朝诗》作为例证加以说明；第二，作者从常识性的角度妄断杨广作为藩王时可以写无关政教的艳诗，但在即位后必须将文艺与政教联系起来，收敛本性，向雅正靠拢。第二个立足点完全出于主观思索，并不能作为强有力的说服材料。杨金梅论述的依据也不出《隋书·文学传序》和《隋书·音乐志》的范围，但她认识到诗风的划分不能过于绝对，不能过分胶着于《隋书》，这一观点很有见解，但她仍未厘清隋炀帝即位后诗风的演变。

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隋炀帝43首诗，其中巡游江都(扬州)的作品共7首，占现存全部诗作的16%(1)本文隋炀帝诗句依据逯钦立《隋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可见炀帝与江都之间的密切联系。在隋文帝开皇十年(590)，杨广奉命任扬州总管，长达十年之久，在扬州任上，杨广表现出杰出的治世之才，同时培养了自己的势力，赢得了政治美誉，因此扬州是杨广的发迹之地，意义非凡。从仁寿四年(604)至大业十二年(616)的十二年间，隋炀帝三下扬州，并都有相应的诗篇，这些江都游幸诗不仅是炀帝和隋王朝从兴盛至崩塌的见证，也是隋炀帝即位后诗歌风格演变的真实反映。

笔者选取隋炀帝三次江都游幸诗作为研究文本，原因有二：第一，即位后隋炀帝的边塞诗一味地表现尚武猛进和壮大豪情，诗风浑厚壮丽，宫体诗自始至终表现欢悦兴奋和志得意满，诗风清雅典制，从线性发展来看前后较为一致，都不能反映诗风波澜起伏的变化；第二，三下江都的时间分界点恰好是隋炀帝及隋王朝的两个转折点，而文学作为精神活动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两个转折点对于文学同样具有分水岭的意义。本文以诗史结合和新批评为主要研究方法，结合心理学知识，立足文本分析隋炀帝各阶段的诗歌风格特征。从创作时代背景延伸至主体心态变化，阐释诗风演变的原因。此外，本文所探究的诗风变化并不包含雄浑壮丽等共同风格特点，仅就被误以为的即位后一贯的轻佻荒淫进行阐释。

一、发端期：绚丽雅致

仁寿四年(604)隋文帝杨坚病逝，太子杨广即位。次年四月，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并发布诏书称：“听采舆颂，谋及庶民……今将巡历淮河，观省风俗，眷求傥言……其民下有知州县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循私，不便于民者，宜听诣朝堂封奏，庶乎四听以达，天下无冤”[7]63。炀帝自称巡视江淮地区是以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为目的，而不是后世所认为的贪图享乐。事实上，隋炀帝的诏书与实践是一致的。

(一)辨析：初下江都缘起

初次江都之行确实以政治目的为首，享乐只是巡游的附属。第一，在大业元年(605)冬十月，隋炀帝大赦江南，宣布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很明显带有抚慰江南的意味；第二，在同行队伍中不仅有后宫佳丽，同时也有各级官员，包括薛道衡、牛弘等多闻博学的文人加强文化交流，而文化的沟通融合最终服务于政治；第三，历来认为的“种柳开河为盛游”并不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