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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与江南

江南，字面意义为江之南面，在人文地理概念中特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狭义的江南指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岸。广义的江南涵盖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南，南岭、武夷山脉以北，即今湘、赣、浙、沪全境与鄂、皖、苏长江以南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江南的文学意象不尽相同。江南这名称最早出现在先秦两汉时期，是以楚国为背景所指的长江中游即今湖南和湖北的长江以南部分、江西等地。故在古代，江南曾经被中原称为吴楚，现在主要指苏杭一带及太湖、钱塘江流域地区。

由隋唐两代开始，江南逐步成为了国家的经济中心和文化繁荣的地区，于是，到了唐代中后期遂有了“扬一益二”的说法，李唐朝廷把江淮、江南地区视为国家经济的命脉，甚至当时国家的赋税钱粮，十有八九是来自于江南地区的，奠定了后世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基础。江南地区之所以地位出现如此变化，有一位帝王在其中无疑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位帝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杨广。虽然隋炀帝杨广本人在史书上的形象并不佳，在后世也背上所谓“暴君”的骂名，但是他促进江南地区发展的历史功绩是不能被抹杀的。

隋文帝用高压手段对付江南

隋开皇九年（589年），新兴的隋朝消灭了在南方偏安的陈朝，结束了长达400年的南北分裂的格局。为了把江南纳入统一的国家政治战略轨道，巩固来之不易的统一大业，隋文帝杨坚当时采取了种种政策和措施：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下令毁掉了六朝故都建康（现南京）城，并下令修筑扬州新城，任命第三子秦王杨俊作为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后又颁布诏书，下令销毁江南地区的武器，然后又在江南设置了8个总管府，任命自己亲信的关陇士人为总管，对陈朝境内原有郡县进行合并，并且强迫江南地方的部分士族迁入长安。在文化上，隋文帝令大臣苏威作《五教》，命令江南地方的百姓不论年纪大小，都要去背诵，实行文化上的专制政策；而且，还对南方的佛教也予以限制和打击，据史料记载，隋中央政府规定，在原陈朝的统治区，一州的范围内只能拥有两座佛寺，其余的全部废弃。隋文帝本人是崇尚佛教的，然而却对江南地区的佛教大加限制。结合以上的各项措施，可见当时隋朝致力于铲除陈朝曾经的统治基础，以使隋朝的政权长治久安。

隋文帝以上采取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并无法消弭长期南北分裂情况之下所造成的种种隔阂，双方的矛盾反因隋文帝的种种过激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更加激化。终于，在开皇十年（590年）十一月，在旧时陈朝的疆域内，一场旨在反对隋朝的叛乱全面爆发。当时，婺州人汪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等都举兵反叛，自称“天子”，并设置了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棱、饶州吴代华、永嘉沈孝澈、泉州王国庆、余杭杨宝英、交趾李春等都自命为大都督，攻陷附近州县。据《资治通鉴》记载，被叛军抓住的州县县令，有的被开膛剖肚，有的则被叛军割下身上的肉吃掉了，叛军并怒吼道：“这样就能让你们更好地朗诵《五教》了。”可见隋文帝政策的实施在江南是“天怒人怨”。此外，这次叛乱的参加者几乎囊括了江南社会的各个阶层，既有六朝时期颇有名望的世家大族，也有地方上崛起的土豪酋长，这些反叛者多的拥兵数万，少的也有数千人，相互联系，共同反抗隋朝政权，一时间南方地区的局面显得极为动荡。

为了平定叛乱，隋文帝极为重视，下令征调大军进行镇压，命越国公、内史令杨素为行军总管，同时征调并州总管晋王杨广接替杨俊为扬州总督。晋王杨广此次出镇扬州，被任命为使持节上柱国、太尉公、扬州总管诸军事、扬州刺史等官职，隋文帝赋予其全面掌控江南的大权。隋文帝重视晋王杨广的原因是，杨广在开皇九年（589年）的平陈之役中，展现出的平抚江南的杰出才能。平陈之役中，年仅21岁的杨广作为名义上的统帅，在稳定江南社会的过程中颇有建树，他公开处决了陈朝的几个有名的酷吏和弄臣，并且对陈朝府库中的资财毫无索取，博得江南士人、百姓的交口称赞。正是有了之前的名声，杨广成功地通过怀柔与军事行动并举的政策，招降了一大批叛乱者，迅速平定了这次叛乱。

晋王杨广用“怀柔”政策稳定江南

叛乱平定之后，如何稳定江南社会、加强对江南的控制就成为了摆在隋朝统治者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如若措施不当，叛乱之火随时可能被重新点燃。事实证明，之前隋文帝简单粗暴的高压政策是无济于事的，并不能切实地稳定江南政局。隋朝必须打破阻碍南方人忠于隋朝政权的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在消弭南北分歧的政治与文化的背景下建立新的统一，这无疑是一件极其艰难而复杂的事业。

在这方面，杨广当时表现出了一位政治家高超的统治才能。首先，杨广改变了先前隋朝以征服者面目自居而表现出的俯视、排挤南方人的态度，广泛地吸纳江南的士人进入自己的晋王府以及地方政权中，对原先的只重用关陇士人而限制江南士人的高压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调整。他极力招揽江南士人，广泛招引原来陈朝的才俊，来作为晋王府的学士。例如，丹阳诸葛颖“清辩有文才”，杨广任命其为王室记室；会稽虞世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