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效应视野下的《玩偶之家》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影响.docVIP

翻译效应视野下的《玩偶之家》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影响

本文以翻译效应学为理论依据,通过考察《玩偶之家》在中国翻译的时代背景,论述其传播效应和接受效应。最后,通过对《玩偶之家》在中国产生的综合效应,论证翻译的传播功能及其在文化传播中的积极效应。

翻译效应学;易卜生;《玩偶之家》;接受效应;时代背景

翻译效应学(translafectology)是由翻译(translation)和效应学(effectology)两个单词合成的,而效应学是作者根据英语构词法将英语单词effect加后缀ology(科学或学问之意)演变而来。最后作者又将translation和effectology合成translafectology(翻译效应学)。因此,可以说,翻译效应学是一个新概念。它分为两个部分:狭义翻译效应学(或曰微观翻译效应学)和广义翻译效应学(或曰宏观翻译效应学)。狭义翻译效应学是翻译的本体论,属于内部研究,主要有三层意思:1.翻译史研究。主要指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以后会扩展到其他有影响力的国家。2.翻译批评研究。即从翻译的过程、结果及译入语读者的角度检验译文的质量。3.翻译方法论的研究。即指针对不同阅读对象、不同时代背景、不同阅读目的和不同翻译场而采用的不同翻译方法。广义翻译效应学是翻译的应用和影响研究,主要从文化层面、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研究译文对译入语国家全方位的影响。它是翻译的宏观研究,又属于翻译的外部研究。纵观人类文化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翻译作为一种交流思想、传播文化的手段,对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和丰富可谓居功至伟。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不存在所谓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至纯文化。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大的翻译活动,即清末民初的社会科学翻译,尤其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对中国当时的社会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而且波及现在。下面,笔者将从广义翻译效应学角度谈《玩偶之家》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玩偶之家》引入中国

《玩偶之家》又译为《娜拉》和《傀儡家庭》。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剧本中,首推挪威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已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不争之论。这部剧本的翻译恰逢其时,而且历史业已证明,它对中国妇女的解放历程是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另外,它对中国戏剧,尤其是现代话剧的产生和发展,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它对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

二、《玩偶之家》的翻译时代背景

可以说,《玩偶之家》汉译本是在一个“充满狂飙突进精神的时代”[1]横空出世的。彼时的中华大地处于这样一种令人喜忧参半的境况:一方面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的崩溃宣告了中国数千年封建宗法统治的结束,另一方面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反动统治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抗;一方面封建主义的阴魂仍然根深蒂固地徘徊于苦难的神州大地,另一方面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却猛烈冲击着腐朽的旧传统、旧道德和旧礼教。换言之,在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前夕,当时的国内形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即:在北洋政府反动统治的同时,新文化革命的种子也正在悄然萌发、勃起。随着“闭关锁国”门户的一朝被打开,域外新的文化思想潮流便不断涌进,势不可挡,因而,文学界的革新要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不少新文学的倡导者积极译介西方进步文化。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员大将。1907年,鲁迅先生发表了其两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文章:《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他还相继对易卜生作了积极评介,并指出“易孛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忤万众不懾强之者也”,并希望中国也能有这样“精神界之战士”。至于另一位大将胡适先生,他先后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步观念与戏剧改良》等文章,在文化界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玩偶之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娜拉是戏剧中第一个出走的女戏子。”[2]的确,那“砰”的一声关门声,犹如滚动的春雷从遥远的北欧一直响到远东的中华大地,震荡着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也叩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门。著名学者陈平原在其《娜拉在中国》一文中曾指出:“世上不知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创作了如此众多的娜拉型剧本,中国人把娜拉迎进家门,进行新的创造,使她在中国复活再生。这里有从沉重中醒来的娜拉,也有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投身革命的娜拉。”[3]面对这一“热点”,当时敏感的作家纷纷拿起笔,效仿《玩偶之家》,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出了一系列《玩偶之家》型的小说和戏剧,塑造了一系列“娜拉型”的中国“新女性”。一时间,文化界掀起了“易卜生热”、“娜拉热”,可谓盛况空前。正如茅盾先生在《谈谈玩偶之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中国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