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租赁业初探——以《夷坚志》为中心考察.docVIP

宋代城市租赁业初探——以《夷坚志》为中心考察

一

宋代城市正处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由中古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型的重要节点上，举凡城市的功能、布局、管理、居民属性等，较诸前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作为一定区域“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1]及“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2]中心的本质属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前来城市出于投资兴业、求学应试、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卖身卖艺、上访打官司、办理公务等目的的外地人，以及以不同方式寄生、混迹城市的各色流动人员，数量绝不在少数，仅每次赴京参加科考的士子及随行祇应杂役的婢仆便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每士到京，须带一仆，十万人试，则有十万人仆，计二十万人。”[3]这种情况令人惊诧不已，加上固有常住居民，使得宋代城市规模膨胀，人口剧增。如汴京（今河南开封）“人烟浩穰，添数十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4]，“车马阗拥，不可驻足”[4]；临安（今浙江杭州）“人烟稠密，户口浩繁”[5]，“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5]，“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5]。“城内外数十万户口，莫知其数”[5]，“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5]。人口剧增及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促进了满足城市居民生活所需的租赁业的发展。围绕居住、出行、张罗红白喜事所需的房舍、交通工具、桌椅器皿以至专业人力等，人们都可通过租赁方式来解决，既省时省力，又经济划算。事实表明，通过租赁途径解决生活中的某些实际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业已成为宋代城市普通居民的一种定势思维。南宋文坛巨擘洪迈独自编纂的《夷坚志》，是一部搜罗广博、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象万千的志怪小说集，蕴含着大量关涉宋代社会经济与民众生活的珍贵资料，具有记事鲜活生动、周详曲折、客观真实，民间气息浓郁，史料价值极高等诸多优势。其中所记载的宋代城市居民，出于生活所需形成的形式多样的租赁活动，成为我们研究宋代城市租赁业真实可信、鲜活生动的资料。依据《夷坚志》来探讨宋代城市的租赁业，也不失为一个新鲜而独特的视角。笔者拟立足《夷坚志》，适采其他典籍，试图对宋代城市租赁业做一初步探讨。

二

宋代城市租赁业主要包括以房屋、交通工具、葬仪及宴会所用器物、专业人力为主要载体的租赁活动，现依据《夷坚志》等典籍的有关记载，分别论述于下。

（一）租赁房屋

如上所述，宋代基于各种目的涉足城市的流动人员与日俱增，其中逗留时间较长或拟在城市投资兴业发展的外来人员，居住成为第一要事，以饮食服务为中心的第三产业及房屋租赁业便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甚至与“商业、质库（指高利贷）业，似可作为宋代城市经济的三大支柱”[6]。为满足流动人员居住需要，官私竞相投资房屋租赁业，官府设“店宅务”“房地科”专司房产出租业务；城市居民中的殷实之家，积极抢抓商机，纷纷盖屋筑房，出租给逗留城市时间较长的外来人员，收取一定“赁直”（或“赁费”“僦直”，即房租），作为营生牟利的重要手段。史料记载“豪右兼并之家占据官地，起盖房廊，重赁与人，钱数增多，小人重困”[7]，“富家巨室，竞造房廊，赁金日增”[8]。甚至出现了专门替房主收取“僦直”的“干仆”，“湖州周司户干仆陶忠，掌收掠僦债之直……陶氏自此储积稍以丰腴”[9]。此处的“僦债之直”，即“赁直”，亦即房租。有些官员也不甘落后，经营起房屋租赁业，“崇宁以来，既隆道教，故京城佛寺多废毁。先以崇夏寺地为殿中省；政和中，又以乾明寺为五寺三监；杨戬又议取太平兴国寺改为邸店及民舍，以收僦直”[10]。“邵武军城内谢侍御家有别宅三间，极宽洁，为邸舍，僦直才百二十千，人言中有怪物，多不敢居……屋如是而赁费不及半”[11]。由此可见，租房者果然不少，孝宗乾道时，江州（今江西九江）某茶肆，“后皆作僦舍，商贾杂沓”[12]。表明来江州城做生意的外地商人，尽是租房居住。

洪迈《夷坚志》关于业主怎样主动投资建房，精心擘画经营房屋租赁，刻意牟利的记载不是太多，对租房者租赁房屋作各种用途的记载相对较为集中，不过，这倒也反证了宋代城市官私积极投资房租及城市房租业的繁荣。从《夷坚志》的记载看，租房者租赁房屋主要有以下用途：

1.居住

依租房一方租赁房屋的用途看，无疑主要是用来居住。从《夷坚志》等典籍的记载看，租房者几乎涵盖了宋代城市居民的各个阶层。

首先是政府官员。在宋代，政府并不给官员提供成品宅舍，而是由官员自行解决，官员一般也不会自己兴造府第，所以主要靠租房解决居住问题。北宋中期著名政治家韩琦曾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13]南宋也是一样，南宋中前期著名思想家朱熹曾说：“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14]“宰执”即宰相。如宋太宗时翰林学士王禹偁诗云：“老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