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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说《红与黑》主人公伦理身份的诉求

《红与黑》描写了一代青年被毁的悲剧，其悲剧根源在于主人公打破了特定伦理环境中的伦理秩序，因而被其所在社会环境所不容。由此可见，小说《红与黑》的主题是一部伦理悲剧。论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入手，分析《红与黑》中主人公三次伦理身份的诉求历程，同时回到特定的伦理现场，探讨小说中主人公所遇到的伦理困惑，以及主人公的伦理选择背后对特定伦理秩序的破坏。

《红与黑》；伦理身份；伦理秩序；伦理悲剧

《红与黑》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备受关注也是颇受争议的作品，普遍认为《红与黑》反映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主人公于连更是被贴上为了飞黄腾达而不择手段的野心家的标签。细读《红与黑》不禁感叹：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何以成为了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呢？从于连人生的三个转折点来看：小城维里业、省会神学院和巴黎侯爵府，于连所苦心经营的人生追求到最后走向灭亡，其目的在于对社会秩序中伦理身份的诉求。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1]，其中伦理身份承载着社会秩序背后的伦理价值，诸如人们所追求的地位、荣誉等。一个人的伦理身份发生改变，往往就意味着其所处的伦理关系发生改变，主要表现在血缘关系和道德关系两个方面，前者往往是体现为血亲关系的变化，后者则更多地是体现为社会关系的变化。司汤达的《红与黑》主人公于连一生就是为了追求自己伦理身份的改变与自我建构，以及在自我建构过程中遇到的伦理困惑，其悲剧根源在于主人公打破了特定伦理环境中的伦理秩序，因而被其所在社会环境所不容，由此可见，小说《红与黑》的主题并非爱情悲剧或政治悲剧，而是伦理悲剧。论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入手，对《红与黑》中伦理建构的主题进行分析：主人公伦理身份的诉求及其主人公伦理选择的困惑，同时回到特定的伦理现场，分析主人公对特定伦理环境中伦理秩序的破坏。

一、伦理身份的诉求与自我建构

在《红与黑》中，作家把主人公安排在维里业小城一个木匠家庭。主人公于连的身份是一个锯木厂工人，负责照看工厂的锯木机械。然而于连自小就不是做木匠的料：“他身材纤瘦而匀称，潇洒有余而膂力不足。还在襁褓时，他深思的眼神和苍白的肌肤曾经一度使他的父亲认为他活不了多久，即使能活，也不过是家庭的负累而已”[2]。于连自小被家人看不起，由于他十分渴望知识，渴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在木厂值班的时候总看那些“混账书”而被称为“懒骨头”。而维里业小城，“有利可图是决定一切的座右铭。寥寥几个字代表了四分之三以上居民的习惯想法。你觉得这个小城很漂亮，但这里的一切取决于能否带来收益”[3]。因此于连极力想改变自己的处境，他痛恨家人，也讨厌家乡的那种沉闷和虚假的生活。

于连的第一次伦理身份的改变是作为德·雷纳先生家的家庭教师。这原本不是于连对于自己未来的预想。由于受到老军医的影响，在于连心里，长大后要穿上漂亮的军服，像拿破仑一样驰骋战场，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将军。老军医去世后，于连听说“有的神甫四十多岁便拿到十万法郎的年薪，三倍于拿破仑靡下名将的薪俸”[4]，于是于连修改了他的第一志愿，立志要做一个优秀的教士，进而做一个优秀的主教。凭借他的聪慧和决心，于连把拉丁文版《新约全书》和《教皇论》倒背如流，赢得谢朗神甫的高度赞扬，随后被推荐到德·雷纳先生家做家庭教师。于连从一个锯木厂工人转变为贵族家庭的家庭教师，伦理身份的改变，于连的性格和对世事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尽管于连在德·雷纳先生家大放光彩，他的才华和智慧也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评价，然而于连对家庭教师的身份并不满意。维里业地方太小，于连感到压抑，恨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有多少次于连含泪对自己说“啊，拿破仑啊！在你的时代，飞黄腾达要靠战场上出生入死，那多好啊！可是现在却要在卑鄙地使穷人苦上加苦”[5]。

于连在其神学启蒙老师谢朗神甫的推荐下，成功进入神学院进修，这是于连第二次伦理身份的改变。从家庭教师到神学院的学员，于连伦理身份的改变，意味着有所作为的机会增加了。于连到达神学院第二天就立下誓言：“不管哪一行都需要聪明人，总之，大有可为。若在拿破仑麾下，我早就当了军官。在这些未来神甫中，我将是代理主教”[6]。于连在神学院的表现可圈可点，作为一个平民子弟能进入神学院学习，于连也倍加珍惜，克服了各方面的困难，表现异常优秀。一方面他努力隐藏住自己的自由思想和对拿破仑的崇敬，极力做到一个优秀教士所能做到的虔诚，得到了神学院院长彼拉尔神甫的器重，随后于连做了神学院的辅导教师；另一方面于连对于自己神学院教士的伦理身份也饱受内心折磨。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视拿破仑为英雄，却要在神学院里处心积虑地生活着。后来在神学院院长彼拉尔神甫的举荐之下，于连获得了前往巴黎的机会，成为德·拉摩尔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