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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续夷坚志》的史学价值

《续夷坚志》是在金末元初社会动荡的环境下产生的。其作者元好问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并以保存史事为己任，所编《中州集》以及文集《遗山集》等文学作品以“借诗以存史”、“以词存史”闻名。其产生的年代金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语言文字的差异给史料的保存带来困难、加之战乱和动荡造成资料的散佚，研究《续夷坚志》可以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史料的不足。

一、《续夷坚志》产生的背景

金末年，蒙古铁蹄横扫黄河南北。在蒙古与宋的夹击下，金朝于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灭亡。在此期间，政局动荡、战争频发、人们流离失所，有志人士力图在乱世中保全中原文化和历史，“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空，”[1]209元好问就是其中之一，他处于金元之际，目睹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从政多年，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时刻关注着金国的命运和金国史迹的保存。清代赵翼也提到“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2]202明代毛晋在《中州集跋》中说他“避兵南渡，悼金源氏亡，誓不更仕。晚岁以著作自任，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筑亭于家，寒暑不出。有所闻见，随以寸楮细字记录之，名曰野史，不下百余万言。”[3]124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唱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4]32金末元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文化融合期，儒释道三教遇到了进一步圆融贯通的好机会，为小说的创造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续夷坚志》正是在作者这种观念下和这种历史环境下产生，它上承洪迈的《夷坚志》，下启无名氏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使宋元之际的志怪小说成为一个体系。“字里行间体现了风起云涌的通俗文学对文言小说的影响、使长期处在唐人小说高峰下苦闷彷徨的宋金小说找到了突破口,开启了文言小说创作新风、在小说发展史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5]《续夷坚志》中的许多故事为以后的志怪小说所引用，为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

《续夷坚志》共四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所纪皆金泰和、贞祐间神怪之事”。[6]该书是作者晚年继洪迈《夷坚志》而作，虽然没有《夷坚志》那样大的篇幅，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夷坚志”三字取自《列子·汤问》中的“夷坚闻而志之”，意指记载传闻中的怪异之事。[7]“元好问曾为其《续夷坚志》作传，可惜已佚，清代荣誉在《续夷坚志序》中说‘有金元遗山先生……初尝以国史为己任，不幸未与纂修，乃筑野史亭于家，采掘故君臣遗言流行，以自论撰。为藏山传人计，又以其徐绪作此书。其名虽续洪氏，而所记皆中原陆沉之事，耳闻目见，纤细必录。可使善者劝而恶者惩，非齐谐志怪可比也。’这段话道出了元、洪二人之作的不同，可知《续夷坚志》决非侈谈鬼怪、以娱心性的作品。”[8]与作者同时代的石严在其跋语中说“《续夷坚志》乃遗山先生（元好问）当中原陆沉之时，皆耳闻自见之事，非若洪景庐演史寓言也”。[9]73其意是指《续夷坚志》所记的多为实事，较洪迈的《夷坚志》及其它志怪小说来说其史料价值更大一些。古代史学虽然重视“信史”的传统，但也时时采用演绎的手法以弥补史料的不足。《续夷坚志》正是通过志怪来表现历史。

二、《续夷坚志》的史料价值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记录了他感到奇异和稀少罕见的奇人异事、珍宝偏方，从不同角度反映金元之际的社会百态。“《续夷坚志》中有70多篇反映宗教的内容。占全书三分之一，这些作品各具特点，令人目不暇接，深入研究这类作品，对于了解金末元初宗教特点和人们深层心理，以及宗教对小说艺术的影响是大有裨益的。”[10]全书共有207篇，其中只有“女真黄”、“日本国冠服”、“焦燧业报”、“孔孟之后”条目散失。多为金代和元初轶事，其中直接反映市民生活的有17篇，作者通过志怪的形式记录了奇人异事、珍宝、药方、以及稀少罕见的现象，在乱世的环境中保留了历史资料。

《续夷坚志》与作者辑录的诗词集《中州集》不同，它是一本志怪小说，所记录的人物多为奇人，相当于《中州集》诗人小传中的“异人”。如董文甫，字国华，潞州人，承安中进士，在《中州集》诗人小传“异人”这个分类中题为“无事道人董文甫”，对董国华进行简单叙述，并辑录其诗作；而在《续夷坚志》中题为“董国华”，叙述中侧重其奇闻异史，如“自知死期，作书与家人及同官，又与杞县令佐诗，多至三十余首。书毕坐化。”再如“麻神童”篇所云麻九畴，正是《金史·艺文志》中的麻知几，而在《中州集》诗人小传中也亦有介绍。关于麻九畴的祖籍问题，各书记载有分歧，“《金史·麻九畴本传》、《归潜志》小传记载为易州，《中州集》诗人小传作莫州，而《续夷坚志》中为献州，按《金地志》献、莫二州隶河北东路，易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