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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洪迈《夷坚志》对宋代士风的批判

在中国封建社会，民众往往被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而士为“万民之首”，是最受社会重视的一类，他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礼，地位较高，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是官场的储备官员，是时代风尚的引领者。因此，任何时代都要有品德优良、奋发向上、进取有为的士子群体，有健康良好的士风——士子群体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1]只有士风健康时，社会才能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士风堕落时，也就意味着社会的衰朽没落。

宋代是中国封建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宋代重视文化教育，科举昌盛，重文轻武，由此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读书士人群体。但至北宋后期，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在腐朽落后的制度和污浊糜烂的社会环境的薰染下，变得品行不良，行为奸邪，私欲膨胀，导致士风堕落、变异、扭曲。生活于南北宋之交的著名文人洪迈创作了宋代影响最大的一部文言小说集《夷坚志》，集中作品往往用表面上荒诞不经的志怪故事讽谕朝政，关怀现实，对宋代士风也进行了广泛尖锐的针砭和批判，揭露了宋代士风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丑恶现象，主要表现在：

其一，不学无术、荒淫浪荡

宋代士风的丑陋首先表现在士子群体中有许多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庸人，如《三志己》卷六《上请尧舜》：

杨文公知举日，于帘下大笑。既开院上殿，真宗怪问：“贡举中何得多笑？”对曰：“举人有上请尧舜是几时事？臣对以有疑事不要使，以故同官俱笑。”[2]

参加进士科举考试的士子中竟然有不知尧舜之事者，无怪乎主考官杨亿视为笑话，这表明虽然有些士子可以“游太学”“预科考”，但并不是真正有才学，他们或凭祖荫门第，或用金钱买卖，或凭其它关系，取得了秀才、举子、拔贡之名，实际却连最起码的文化常识也没有，他们的落榜就是必然的了。又如《丁志》卷十一《沈纬甫》写到：

沈纬甫，温州瑞安人。久游太学，不成名，罢归乡里，颇以交结邑官顾赀谢为业。然遇科诏下亦赴试，每不利，必仰而诟人曰：“纬甫潦倒无成，为乡曲笑，五内分裂，天亦知我乎？”[3]

沈纬甫科考失利后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反思自己是否有真才实学，缺乏客观冷静的心态面对科考之成败，只一味控诉社会，质疑制度，哀叹命运，愤世嫉俗，怨天尤人。罢归乡里后，则以攀附权贵、充当走卒、蝇营狗苟为生，这无疑是士风日下的表现。

有些士子虽然有才，但醉心科考，迷恋官场，贪图名利，品德修养败坏，不仅不能对家、国有贡献，甚至可能是社会的害虫毒瘤。如《支癸》卷三《张显祖治狱》记信州小吏张显祖的儿子年少聪慧，人称为神童，十岁时即能作举子三场文，十八岁登科甲，考上了进士，父母视如掌上明珠。但是，这个极富才华、年少成名的士子却是个品行不端、纵酒好色之徒，他在科举及第、走上仕途后，浪荡成性，毫无作为，只“在都城留恋声色，又饱酒无算，极其花柳博塞之娱。荡析家资，十亡七八”，并最终“得羸疾，困卧半载，医疗祷祝，囊橐一空”而卒。[4]故事指出某些士子虽科考成功，但品行低下，荒淫浪荡，绝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人，更不可能是国家的中流砥柱。

其二，拜金贪财、奸邪无耻

士风沦丧使许多士子不择手段地拜金图财，贪婪奸邪，为害社会。如《丁志》卷六《僧化犬赋》写建阳秀才陈茂，工于为文，在开福寺地藏院聚徒讲学，有学生数十人。他对学生不加约束，放任他们对寺院僧人进行搅扰，并与学生同流合污，一起敲诈寺院，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就用自己所长写作诗文对僧人加以咒骂污辱，并广播四方，以致一方禅林胜地失去了安宁。[5]又如《丁志》卷四《沅州秀才》写沅州某邑村寺中，“僧行者十数辈。寺侧某秀才，善妖术，能制其命。凡僧出入必往告，得贝亲施必中分，不然且受祸，虽鸡犬亦不可容。”沅州秀才不能为民服务造福，反而用“妖术”为害一方，连僧人化缘之物也要分一杯羹，以致鸡犬不宁，其行径是何等的邪恶卑下。[6]无独有偶，《志补》卷二十《桂林秀才》也写到类似的故事：乐平商人向十郞贩卖茜草到桂林，当地一秀才向他强行索要十分之一的货物，向十郞严词拒绝了，结果秀才就使用妖术“云南法”使向十郎的茜草腐败霉变。向十郎向一老僧求助，老僧用法术破了秀才的妖术，秀才遍体肿胀，气息微弱，由二仆人扶来求饶。没想到刚恢复又立即报复向十郎，老僧只好“除妖以宁一方”，将秀才治死。[7]从这两篇作品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本应成为时代楷模、社会栋梁的士子竟然堕落到学习妖术以危害社会，由此可见士风之糜烂。

更加恶劣的是《支丁》卷四《张妖巫》中写到的情形：江西婺源县有一为非作歹的妖人张妖巫，善使妖术致祸于人。他常常到富室大户中勒索钱米，稍不如意，就使出名叫“打筋斗”的妖术，呼号跳跃，随后这户人家就出现病灾，或有死亡，所以人们都非常害怕。结果，荒诞的情形出现了，“士人汪延瑞，慕其能得不义之财，从而佐佑之。大书一榜曰‘朝天门’，揭于其居。”[8]饱读诗书的士子，面对为害一方的妖人，不仅不能挺身而出，为民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