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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回归时代澳门法律本地化之发展

内容提要后回归时代，澳门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与回归前相比均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上述社会条件的良性发展对法律本地化的深化提出了现实需求。澳门法本地化之路已从“形式本地化”迈向“实质本地化”。现阶段法律本地化的发展，有必要在保留澳门法特色的基础上，从社会实际需求出发进行深入的法律变革，重视本地化资源的建设，加强法律人才的培养，促进本地法律文化的生成及发展。而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澳门法的本地化将携现代化、国际化前行。

关键词澳门法律形式本地化实质本地化本地化资源法律国际化

澳门法的本地化开始于回归前，在回归过渡时期进入了实际运作阶段。澳门法的本地化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法律本地化进程初始于“一国两制”的需求；而社会发展对于法律变革的需求，推动了澳门法的实质本地化。在步入回归的第二个十年之际，澳门法的发展需要考虑现代化及国际化要求，法律本地化亦呈现一定的复合性。

一、澳门法本地化的历史渊源与现实需求

回归前的澳门，其法律传统因受葡萄牙的影响，形成法律成文化、成文法律法典化等较为典型的大陆法系特征。但由于成文法多属从葡萄牙强制性移植而来，缺乏系统化的法律汇编、法典编纂等法律统一活动，导致成文法内容之问的冲突不可避免，客观上存在成文法适用的困难。其次，由于回归前葡文长期被确立为澳门唯一的官方正式语言，包括五大法典在内的主要法律，均以葡文立法且都没有中文译本；而作为法律适用对象的澳门居民多为华人，大多并不熟识葡文，使得民众不可能主动广泛地寻求成文法的适用。再次，由于被强制植入的成文法内容并非源自于当地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法律与社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严重脱节，最终导致了澳门的成文法更多时候成为形式上的摆设，未能发挥其规范效用。可以说，澳门成文法长期以来只是作为葡萄牙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存在，并未形成适用于澳门社会的真正独立的法律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存在成文法虚设的情形，但澳门社会仍然维持了一个相对有序的状态，这与澳门法律渊源和法律文化的多元化密不可分。澳门是一个微型社会组织体，由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等原因，导致其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受周边地区的影响。“澳门社会生活与经济交往，不可避免地要和相邻的香港地区和大陆发生联系。特别是在澳门的许多一般立法与澳门民众发生严重隔膜的情况下，澳门民众在与香港和大陆交往时就更要自然而然地以对方的法律作为规定和调整其交往关系的行为规范。”在澳门与香港的各项往来中，基于香港经济、文化的发达，造成澳门人或澳门的法人在同香港人或香港的法人发生商业交往时，基本上都是以香港的商法作为调整双方关系的法律规范。相邻地区或国家的法律和当地的习惯，是对澳门现行法律缺漏和不足的补充，而且在实际生活与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澳门相邻地区的法律和当地的风俗习惯，是在澳门社会发生重要作用的，一种法外行为规范。这种存续于成文法外行为规范的有效调整，使得澳门社会长期以来在缺乏适当立法的领域中，或是成文法未产生实效时，仍然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在对于澳门法律文化和法律渊源的认识方面，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所谓澳门法律，乃一个法律的多元混合体，它将葡萄牙法律，澳葡政府的法律，中国法律，华南地区，尤其是澳门的风俗习惯以及香港的某些法律（即经济法、会计法和商法）结合为一。”在特定的历史原因及地域环境的综合影响下，澳门法的特殊性在于，“从理论上或总体制度上而言，澳门法律制度只是葡萄牙法律制度的一个分支，但实际的情形则是，从葡人管治澳门开始至今，澳门始终并行着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和两种法律文化一一即中国的和葡萄牙的”。澳门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葡萄牙的成文法与澳门民众之间的隔阂，而在澳门社会生活中起到有效调整作用的风俗、习惯等法律渊源为回归后的法律本地化提供了必要的本土资源。

澳门法本地化的提出，从渊源上考察，是源于《澳门基本法》的直接要求；但就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言，法律本地化蕴含其内在的必然性。本地化是对澳门原有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扬弃，在澳门多元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组成中，澳门法的本地化应汲取其中之本土资源以推动法律的完善及发展。博登海默认为，法律不可能在一个孤立封闭的环境中得到健康发展，我们也不可能把法律同其周围的对它无害的非法律生活隔离开来。法律来源于社会生活，事实上，当法律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产生了变化，社会主体往往希望走出旧的法律世界，法律的变革也就获得了源动力。“无论如何，规则来自社会背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规则像潮水一样随着这些力量而起落，服从人们看不到的力量的牵引”。随着“一国两制”的顺利推行及实施，澳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发生非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