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地区服饰及风尚的研究现状与趋势.doc

明代江南地区服饰及风尚的研究现状与趋势

“江南地区”的范围并无具体通用的定义，古今学者多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对“江南”的地理范围进行界定。从明清时期行政区域的角度来划分的有：钱杭等[1]、陈江[2]、冯贤亮[3]等。从地理环境及经济区域的角度来划分的有：李伯重[4]、刘石吉[5]、范金民[6]，此外牛建强等[7]、王家范[8]、樊树志[9]等论及“江南”时皆对其地理范围作了辨析和界定，这些界定涉及了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结合前人的各类观点及文中研究内容，主要采用李伯重对江南地区的范围限定，依据地方府州间的经济联系，及各府州在社会风尚、地理文化环境等方面存在的诸多相似之处，将应天府(南京)、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与太仓州(府、州对应现有的市)划定为一个完整的区域，即明代官方令书、典籍中“江南”所包含的“十府一州”，作为“江南地区”的范围。江南纺织业历史悠久，明清时期丝织和棉纺两大产业的崛起，更是促进了江南地区服饰及风尚的发展，成为明中后期服饰风尚的发源地，引领着全国的穿衣潮流。研究明代江南地区服饰与风尚，对于分析明代服饰流行与探究江南地区社会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与辅论作用。目前学界对明代江南地区服饰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传世实物的分析及社会风气的探索方面。文中旨在通过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进一步分析明代江南地区服饰研究的趋势，探讨其未来研究的方向。

1江南地区出土明代服饰概况

江南地区至今发现的明代墓葬有600余座，其中出土纺织服饰品的墓葬有89座，出土区域覆盖了江苏、浙江两省的9个地区和上海。其中明代早期墓葬较为少见，且仅3座墓葬有出土纺织服饰品，分别是陆勋墓、周溥墓和周氏女性墓[10]，均在无锡一带；其余墓葬多属明代中晚期，出土纺织服饰品的数量众多且品类丰富。江南地区发现的这些明代墓葬涉及了皇亲国戚、文武官员、命妇、乡绅、普通士人、封建贵族、地主文人、书画家、富民等，墓主身份表现出全面、多元的特点。墓葬出土情况、出土服饰品类及占比分别见表1和表2。由表1可知，江南地区明代墓葬出土纺织品服饰约1598件，非纺织服饰品约1012件；类型涉及首服、主服、足服、纺织品配饰、生活类纺织品及大量金银首饰等；泰州和南京出土的纺织品最多，分别占江南地区出土纺织品总数的16%和56%。由表2可知，江南地区明代墓葬出土的上衣下裳和金银首饰数量众多，分别占出土服饰品总量的47.2%和37.6%。

除服饰外，另有淮安[11]出土书画25幅,及上海市卢湾区明潘氏墓、常州武进明代王洛家族墓和浙江长兴石泉明墓共计出土约51个木俑，为服饰研究提供了旁证史料。现代学者针对江南地区明代墓葬的出土物品相继出版了著作，如《上海明墓》[12]整理400余座江南地区明代墓葬资料；高春明[13]记录了江南地区8座城市出土的服饰资料；《无锡博物馆论文集》[14]含有无锡地区未公开发表的部分墓葬报告等。有相关博物馆对江南地区明墓出土实物进行了修复与复原研究，如2006年中韩合作对江南地区嘉兴王店明墓出土服饰进行修复；2013年中国丝绸博物馆对“无锡七房桥钱樟夫妇墓”出土服饰进行修复等，使明代江南地区的部分服饰形制得以复原，组织结构及工艺得以保留，并建立详细的修复档案，以供学者研究。

目前关于江南地区的明代墓葬综合类研究著作成果多以考古报告、文物图典、个案分析为主,并以考古报告居多，但部分只是列举，并无实物图片和服饰数据信息。如江苏吴县(现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洞庭山明许裕甫墓内殓装衣物虽保存完好，但报告无列述；南京太平门外岗子村明墓出土服饰共876件，亦均无详细说明。另有一些报告对服饰形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测量、采集，但服饰工艺细节图片模糊稀缺。

2明代江南地区服饰传世史料

在研究服饰历史与文化时，文献记录是必不可少的佐证材料。与江南地区服饰研究相关的明代史料主要为文字与图像两种形式。服饰相关的文字资料，包括史料记载、笔记小说、地方志等；图像资料则多为绘画。

2.1明代笔记小说与方志

明弘治元年朝鲜人崔溥的《漂海录》以外国人视角对江南地区的风俗习惯进行了详细记载；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顾起元《客座赘语》等记述了万历年间至明末松江、南京等地区的衣冠服饰和习俗变化；小说《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自幼生活在南京江宁织造府内，熟悉江南地区织造行业的情况，因此在其作品中对各种服饰面料的色彩、图案、纹饰、镶绲、质感均有详细描述，相对真实地反映了明清江南地区的服饰面貌。“三言”出自明时苏州人冯梦龙之笔，其书中记载与江南地区关系密切，如《喻世明言》第1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出现“苏样”的描述。此外兰陵笑笑生《金瓶梅》、李渔《闲情偶寄》、张瀚《松窗梦语》、陆容《菽园杂记》等对明代江南地区服饰都有提及。地方志中有关风俗的内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