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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女式披风的形制源流考释

披风是在明代出现的一种防风外衣，形制为直领对襟，领下系带或缀有钮扣相结，有二长宽袖，腋下两侧开衩，腰部微收。“披风”一词在明清官方文献中鲜少被提及，传世和出土文物也寥寥无几。传世文献中首次明确明代“披风”一称的是万历年间王圻、王思义编纂的《三才图会》，其中在所绘“褙子”图下有“即今之披风”的说明[1](P956)。若以此款式对照观察明清之际的各类绘画、戏服、瓷器装饰以及其他图像史料，就会发现披风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且在明清小说中它的出现率也极高，说明它是明清之际的流行服饰。

披风分男女二式，不过根据目前所见图像和出土资料来看，二者在形制上基本相同，但在开叉大小、领下系带及纽扣等细节处略有不同。该文主要探讨女性服饰，文章中所提“披风”如无特别说明，则皆指“女式披风”。

一、宋代褙子——“披风”的前身

(一)褙子形制源流及使用人群

周锡保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中认为，明代披风的前身是宋代流行的女式褙子[2](P311)，这一说法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褙子又名背子、绰子、旋袄，有男、女二式，按照周锡保先生的观点以及出土文物来看，宋代男褙子有盘领、交领、直领三式，女褙子则都为直领对襟式，为明代披风的前身(后文中“褙子”一词均是指女式褙子)。从文献记载到传世古画再到考古实物的发现，皆表明披风与宋代褙子的形制极为相似，均为直领对襟，胯部两侧开衩，仅袖型、衣长和胸前有无钮系物有所差别(见图1)。二者都属于外服，通体连接，套于内衣之上，覆于下裙之外，所以，人们常常把披风看作是褙子在后世的延续发展。

关于褙子的起初用途，《朱子语类》中有记载：“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后来习俗相承，遂为男女辨贵贱之服。”[3](P2327)起初褙子作为婢女的服装，因婢女一般立于主母背后，故把她们穿的服装称为“褙子”。因褙子开衩，行走比较方便，后来被贵族们采用并逐渐成为常服，并成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服饰。褙子在宋代女性群体中的流行程度令人惊叹，上至宫廷贵妇，下至青楼歌女、市井媒妇，褙子都是她们的常用之服。《宋史·舆服志三》记载，乾道七年(1171年)规定：“其常服，后妃大袖，生色领，长裙，霞帔，玉坠子；背子、生色领皆用绛罗，盖与臣下不异”[4](P927)，褙子被列入冠服制度，作为嫔妃常服穿用。淳熙中“朱熹又定祭祀、冠婚之服……妇人则假髻、大衣、长裙。女子在室者冠子、背子。众妾则假髻、背子”[4](P938)。规定未婚女子和妾需在祭祀、婚礼等场合中穿着褙子。媒婆穿着褙子的记载可见《东京梦华录》：“其媒人有数等，上等戴盖头，着紫背子,说官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包髻背子,或只系裙手,把青凉伞儿,皆两人同行。”[5](P51)可见褙子的流行不分人群和阶级，且老少皆宜。

(二)褙子与唐宋大袖辨析

关于褙子的分类，部分研究者把直领对襟，腋下开胯的宋代服饰都归为褙子，并根据袖子宽窄，将其分为“广袖(大袖)褙子”和“窄袖褙子”，这种分类方法有欠妥当，原因是这些研究者忽略了在唐宋时期还有一类经典女服——“大袖”的存在。大袖源于唐代襦裙大袖礼衣，安史之乱之后，全社会排斥胡服的心理日益严重。在此背景下,传统汉族服饰地位又重新被重视起来，体现严肃、华丽、飘逸风度的大袖袍衫得到进一步发展[6]，一度盛行于晚唐、五代乃至两宋时期。因其形制为直领对襟，衣长过膝，与长褙子(过膝的褙子)十分相似，故易与褙子相混。但从宋代各类文献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大袖和褙子在宋代是两类不同的服饰，区别两者的关键乃是袖型。如前文所提《宋史·舆服志三》载：“其常服，后妃大袖，生色领……背子、生色领皆用绛罗。”[4]褙子作为宋代的新产物吸取了北方游牧民族衣服窄小的特点，注重展现女子身型的修长窈窕之美，窄袖是它不可或缺的重要特点。如宋代名画《瑶台步月图》中赏月的仕女，皆身穿窄袖褙子，显得身材十分苗条纤细。而大袖在唐代就已出现，如晚唐《簪花仕女图》中的仕女穿的便是大袖，衣服整体宽松飘逸，袖口宽阔，符合汉文化所推崇的褒衣博带、疏阔宽袖特征，这也是它与褙子服饰审美风格的显著区别所在。例如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的五件广袖袍和江西德安周氏墓出土的两件广袖袍，袖口宽大，皆呈布袋型下垂，明显呈现出整体宽松、袖口疏阔的特点，应当将它们归于大袖类，而非部分研究者所划的褙子类。

二、元明褙子——宋代褙子到明代披风的过渡形制

元朝建立后，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基础,接纳继承了部分汉文化,施行汉制衮冕与蒙古族传统质孙并行的双轨服饰制度,由此元代服饰呈现出多元的、南北文化融合的局面。元朝汉族女子服饰大体上沿用宋代样式,宋代褙子仍普遍存在。元杂剧作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的表演艺术形式，其角色对话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戴善夫的《风光好·第四折》人物对话中提道:“妾除了烟花名字,再不曾披着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