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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方平定巾的流行、搭配与符号意涵

弁言

有明一代，是中国首服发展的高峰期，从初期“皆复唐制”到后期“求新求异”，冠、帽、巾三大类别内的首服款式趋于多元，或基于实用需求，或出自主观审美，抑或是少数人群抒显叛逆洒脱的载体选择。明代首服以其丰富的品类名目、多样的形态风格以及其在“衣冠之治”中承担的符号价值与意蕴内涵，成为学界研究明代服制文化的重要对象。随着考古调研工作的进步，出土首服实物的个体差异化和群体同质性展现出真实生动的艺术语言，不同于书面记载的简略抽象，明人的生活哲学与造物理念在出土实物样本的细节处得到具象化展现。

在制式超越的同时，包含首服在内的明代服饰作为一种政治符号的意义较之前朝程度更深，范围更广。明初确定下来的一些巾帽名称和制式便有此特色，如“四方平定巾”“六合一统帽”“天下一统巾”等。四方平定巾作为士人儒生的典型首服，造型简约、材质轻便，在当时流行极广，又称“四角方巾”“黑漆方帽”或简称“方巾”，属有明一代冠服之首创，为“前代之所无”。其身份标识性明显，兼具实用与审美功能，也是明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

一、明代四方平定巾的基本特征

四方平定巾帽筒较高，帽口较帽顶小，为倒梯形造型，不用时可以折叠，佩戴时可罩住全发，保持仪容整洁，根据目前出土案例所见（表1），可总结其基本特征如下：

1.型如其名，外观方正

四方平定巾其形如其名，展开时四角都为直角，棱角分明，帽身各平面均为方形。比对出土实物研究可以发现，其高度在14.5—25厘米之间，帽围视头围而定在52—64厘米之间，后分衩处缝有两根系带用以调节适应头围大小，系紧方巾，巾后常缀以飘带两条。其主要制作方法是由一块长约60厘米、宽约26厘米的长方形布对折缝合，形成布套，再在顶部折角形成长方体，类似现在包装纸袋的折法，最后将折好的布顶端缝合，形成布袋，并在下方未缝合处开衩包边，最后里外翻转形成帽子。

泰州徐蕃妻张盘龙裹身所带方帽即为四方平定巾，其廓形之方正最为典型，帽墙立面转折处留存明确的折角，在帽前中还可清晰看出压烫的直褶线条，帽顶处也有折叠而成的直线褶痕。对比徐蕃所带四方平定巾样本，后者在帽身与帽顶转折处采取了不同的翻折方式，形成流畅的圆角，缩小了帽顶部位的体积，同时鉴于其发现时外层还带有另一件四方平定巾的情况，可以推测其廓形的调整与穿戴应用存在内部关联。

2.气质辅成，形姿立挺

方正的外观通常需要硬挺有型的材料实现，四方平定巾的质料一般以黑漆纱、罗、绸、缎、棉、麻等为面，并以刷过黑漆的藤丝或麻布为里以增加硬挺度，制成的巾帽质坚而轻，与明代士人端正稳重的形象相辅相成。

帽身直挺，在视觉效果上拉长人体身姿，为穿戴者修饰出昂首挺拔之态，衬出清雅高深的气质，成为士人学者的偏好之选。明代的四方平定巾自然形态通常表现为两种：一则笔直向上竖立，如张盘龙、刘湘所用的；一则受重力影响明显，帽顶部分向前方或后方垂下，如黄孟瑄随葬的。纺织品自身柔软，难以实现立体上的笔挺，工者通常会对帽身上浆，浆料多由天然植物或漆料制成，在棺墓中潮湿霉菌等因素的影响下消损程度不一，也会造成出土实物软硬状态的差异。

3.同中有异，异曲同工

四方平定巾作为一种首服品类的统称，是对款式特征的总结。“世有万象，物有千面”，同一种类物象未必有同一款面貌，明代四方平定巾在保持方正立挺的廓形基础上，经由制作者对工序、形状、工艺、尺寸等方面的不同理解与设计，组合成各有特色的单品。取徐蕃棺内两顶为例，其一的帽顶处为规整的四方形状，由四片三角裁料拼合而成，帽顶整体再与帽身相结合，明确了面与面之间的交界线；另一顶的帽顶处未表现出规则的几何造型，帽身前后两片包裹两侧面的顶部向帽顶中心拼缝，贯行方巾整体方正的风格，简化缝合步骤，将帽顶与帽身一气呵成，形成自然的圆弧曲线，与前者对比鲜明，共同代表了明代两种主要流行风格。

二、明代四方平定巾的流行演变

明代近三百年间，四方平定巾的具体造型根据人们的主观设计思路形成多元的变式，与此同时，其帽筒的高低、佩戴方式、质料等皆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变化，通过对出土案例与传世画作的记录与辨比，从中亦可看出时人首服审美的变革。

1.四方平定巾的高度之变

明代早期的四方平定巾，形制尚为朴素，帽筒高低适中，后期随着工商业及商品经济的活跃发展，奢侈之风盛行，社会价值观与伦理道德观念受新兴思潮影响改变，巾帽制度遭到破坏，形制也因审美观念的不同而日渐随意多变，四方平定巾的帽筒不断变化，至于明末造型已十分高大夸张，在《阅世编》“冠服”卷中有记载：四方平定巾，洪武时高矮大小适中，“其后巾式时改，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描述了明中后期四方平定巾在形制与尺寸上的混乱与多变。清褚人获《坚瓠广集》卷二“秀才儒巾”中用“头顶一个书橱”来形容四方平定巾，可见当时形制之夸张。通过对墓葬出土的实物进行比较，明中后期四方平定巾帽筒高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