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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中“两面人”的形象及审美意义

摘?要：不论是中国古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中都不乏“两面人”。文学中的“两面人”呈现出分裂的性格特征和矛盾的道德价值取向，成为文学警示世人的一种特殊喻象。文学通过塑造“两面人”形象既有丰富人物形象的效果，同时也在实现着文学对社会的道德教化功能，试图从反面为世人提供一种不可为的小人示范，劝诫世人追求君子人格和风范，以此来表达一种文学对生存价值的社会性思考，以及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性观照。

关键字：中国文学;两面人;道德教化;审美观照

一、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两面人”形象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两面人”形象塑造，多体现出一个评判标准，那就是用传统伦理道德观点审视现实生活中的各色人物性格，从而丰富了文学的人物形象，也以此引起读者的警醒，实现文学的现实教化和批评功能，为读者提供一种分辨是非善恶的智慧。

盘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不难发现，这些形象揭示的是人物的两面化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倾向。把这些人物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

（一）位高权重，而又阴险奸诈的奸佞形象

《岳飞传》中的秦桧，《杨家将》中的潘仁美，都属于此类。这类人物皆身居高高的庙堂，官位顯赫，手握大权。他们本应心系国家安危、心胸坦荡，主持公道和正义。然而，秦桧、潘仁美之类却假公济私，心地阴险，常常做出自私奸诈、陷害忠良的不仁不义之事。秦桧表面忠诚于皇帝，背后却使用各种卑鄙手段设计陷害岳飞、宗泽等抗金名将，破坏抗击金军的国家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在群臣面前摆威风，在皇帝面前进谗言，成为秦桧的两面性格特征。潘仁美不顾国家社稷安危，以权谋私，陷害杨家忠臣，“在重兵压境下作为主帅的潘仁美却见死不救，宁肯折损国家栋梁，置国事于不顾。”[1]潘仁美残害忠良和阴险奸诈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宋朝朝野上下抗击外侮的信心，更导致了宋朝内部分裂、外侮不断，丧失中原大国尊严，逐渐走向灭亡。

（二）见风使舵，过河拆桥的变色式人物形象

这类人物自私阴险，毫无情义和恩德观念，对待任何人都是利用之后随之陷害，中国传统儒家的以德报德观念在他们的心底早已被阴险毒辣所代替。

《红楼梦》中的贾雨村，穷困潦倒之时受到甄士隐的救助，因此而步入仕途受人羡慕，但在甄士隐的女儿英莲落难被拐卖之时，作为受理该案件的贾雨村理应主持公道，但他却受门子挑唆歪曲正义，胡乱断案，让英莲蒙冤受屈，落入悲惨命运和遭受折磨的境地。贾雨村被弹劾受到撤职之后求助贾政提携而再次进入官场，飞黄腾达之后却又陷害贾家，致使贾家遭受查抄之难。其忘恩负义的德性已昭然若揭。《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先后投靠丁奉、董卓，而又很快背叛事主。吕布为了个人名利而混淆忠奸、反复无常，不断变化自己的态度，最后遭到四处讨伐，身死名败。其所做的各种背叛却是以谋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见风使舵、不可托付重任的奸佞形象。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做人的基本要求是仁爱、忠诚、善良，最高的目标是成为德才兼备的君子，特别强调在个人品德修养上要保持高尚的节操和坚定的志向。而贾雨村、吕布这样的变色式人物却不顾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训和谴责，信奉狭隘的利益观念，见利忘义，反复无常，丧失基本的节操，毫无是非廉耻之心。他们在维护自我中心利益的过程中，践踏了社会伦理道德，成为文学领域典型的小人形象。

（三）心怀异志，包藏祸心的隐藏式人物形象

这类人物心存异心，并且处世谨慎，高度隐藏野心，自我克制能力很强，从不显露自己的野心和奸诈。在生活之中显得平稳忠诚，而实际上却是内心潜藏一定的阴谋，并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就暴露出潜藏已久的野心或者凶残本性。

《三国演义》中司马懿，身为魏臣，并且掌握兵权，承担着魏国攻伐蜀国和吴国的重任。表面上站在魏国角度讨伐蜀国和东吴，是为了巩固魏国的霸主地位，实际上是为自己篡夺曹魏政权而积蓄实力。所以，在司马懿掌握了实权之后，就不断打击曹魏集团的力量，为司马氏取代魏国政权打下坚实基础。

隐藏式“两面人”多精于谋划，注重个人权势和利益的逐步积累，他们心中潜藏着巨大的目标，伺机行事。隐藏和虚假是他们的基本特性，假象成为他们掩盖野心的外在表现。心存异志，包藏祸心，成为众人时刻提防的小人形象。

（四）外表憨淳，内心龌龊的世俗式人物形象

古代文学在叙述底层故事、塑造底层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常常以正面形象来宣传道德伦理思想，实现“以文化人”的教化功能。在正面宣传朴素的是非善恶道德价值的同时，也通过塑造一些心地不善、投机钻营，甚至泼皮无赖式的人物形象，借以强化文学的教化主题。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莫稽，在乡邻眼中是一名饱读诗书的忠厚少年，因其父母双亡，家贫如洗，难以参见科举求得功名。为了求得功名和富贵，莫稽情愿入赘到名声不好的金团头家与金团头女儿金玉奴成婚。然而，莫稽在考取功名并与金玉奴成婚之后却背信弃义，在上任途中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