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中财神身份的转变.docVIP

中国神话中财神身份的转变

摘要：中国以小农经济，儒家文化为本，在万志英先生的《左道》中，出现了最初的财神——五通神，财神是中国信仰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至于到了后期的赵公明和三国武将关羽，以及合二仙、福禄寿等等。财神信仰到底从何而来，时至今日中国大部分家庭供桌上的财神像十分常见，但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财神信仰的根源。财神从五通神魔的形象缘起到财神善的漫长演变。充分展现了中国宗教文化中神灵的邪恶面，及其在道德上的暧昧与矛盾，财神身份的转变和人的需求。

关键词：财神;人们需求;身份转变

中国有句老话：旁门左道，是在人们遇到未知事物时为了求得一个解决的方法或者是心里的慰藉。在中国人文环境和道德伦理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喜欢事事都求个心安，所以喜欢造神，寻求在精神上有个依靠，那么在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和“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下，作为商业神的财神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初期他的形象和后期的身份是如何转换的，随着时代的更替演化，最终在清朝，财神成为一种广泛的信仰。

万志英的《左道》以始于上古的中国通俗宗教历史演变为大框架，考察了五通神信仰的缘起和演变，五通是中国宗教文化中最常见也最令人畏惧的邪恶形象之一。作为中国帝制晚期的主要财神，五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他的邪性。他不是英雄，也不是美德的化身;相反，他体现了人类最丑陋的陋习、贪婪和欲望，是恃强凌弱、包藏祸心的恶魔。出于这类民间邪神信仰的矛盾性，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道德层面，中国宗教文化中神灵之力存在矛盾暧昧之处。只有在考察邪恶的“左道”后，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把握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

中国民间宗教文化中的神话与仪式揭示了世人对于自身处境的深感悲观，它们还展现了一种对个体命运的漠不关心，对弱者举止无动于衷的社会环境，但通过认识神灵，领会左右他们行为的法则，明了能够影响神魔之力运作的策略，人们还是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改变运势。

一、最初的财神——五通神

虽然最后被归纳为统一信仰，五通神在最初的时候被分为山魈之类，其身上所带的原始的野性和邪性没有消失。《夷坚志》中讲述了二十多个关于五通神的故事，一位刘姓商贩娶了美貌的妻子，因为生意不好一直冷落妻子郑氏，数月后回到家发现家中有大量的金币和丝帛，问妻子原来是五通神给的，故事最终以五郎君（五通神的另一称呼）对郑氏的占有而结束。中国神话中神一直洁身自好乃至于以完璧之身成仙，五通神这样的抢夺人妻沉迷女色的神灵，可以说是中国神灵形象中的“另类”，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人对欲望的无限贪婪，女性在封建男权社会中的反抗，中国社会要求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在没有人权和男权为主的社会环境中，以五通神的故事演绎了女性的选择权。当人们在追求财富时，总会想到关于五通神的故事，他既可以给你带来财富也可以使这种运勢消失，命运的改变就在于他的一念之间。神身上所被敬仰的道德性和神圣性被五通神“叛逆”的形象和行为所颠覆。人们在惧怕五通神能力的同时，渴望得到财富来改变困苦的命运。

五通是使疾病和其他灾祸，降临到不幸无辜者头上的令人恐惧的恶魔，同时也是一位使人们脱离疾病困扰的良善之神。宋代，五瘟使者才确定肖像，每一位神祗拿着一件兵器，分别是勺子和罐子、皮带和剑、扇子、锤子、火葫芦。各个地区开始盛行五瘟神的崇拜，他们献上怨魂化为厉鬼，然后在神霄道士的努力下恢复声誉转型为善神。后期时转型的五瘟神在华南地区兴起，不同地区五瘟使者的组成也不同，五通神以对立面的善恶为形象，他是引发瘟疫的作崇者，也是疾病的解除者。这是矛盾崇拜心理下，人们内心复杂性的反映，如果说西方神话中的人物具有人性，在五通神的身上我们也感受到了人性的折射。五通的信仰是因为宋时得到了经济的发展，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经济的商业化重塑了宋朝的宗教体系，商人通过捐赠香火钱在行商途中推广了自己的信仰。《夷坚志》中许多故事证明了五通神成为一位广为人知的财富之神，经济的发展也使个人财富突变，财神信仰更为普遍。故事中的五通神既是道德正义的化身也带有邪性，道家使五通的负面形象得到转换，官方认可的五通信仰在婺源兴起，官方不断追封，许可人信仰五通善神，修建寺庙以供奉，带动了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庙会。五通神信仰表现出中国信仰的复杂性，神仙官祀等级制度中五通神身份的提升，民众更加相信他法力高深，这是信仰和身份的相互作用。五通神信仰虽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成为民众的信仰需求，但是官方的认可形成官祀认同，更为五通神的地位奠定了稳固基础。

二、财神信仰的神灵系统——其他财神

在中国财神形象中五通神只是其中的一位，中国人的信仰复杂而又丰富，财神不仅有文财神还有武财神，文财神是由古代的文官演化而来的，像比干、范蠡，武财神是由古代的武将或是道教的武将演变的，如关公、赵公明。他们的身份及信念给予了人对神